我在想，為什麼魏晉這個時代會吸引人？也許是我們對當時的文士有一種想像──風流蘊藉、雖然不修小節但神姿俊朗。不管是人物本身的事蹟，或是其筆下詩文，都能看到亂世中，魏晉名士們以其獨特的生命情調，綻放出不同的光彩。就像我們在圖像資料中看到的[1]：

等、、、等、等，等一下，我知道你想抗議了，雖然你知道文人們豪飲、放浪形骸，但是不管是在電視劇或是書畫裡，文人形象應該是像是下面的圖畫吧？[3]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那麼恭喜你，你喜歡的其實不是魏晉風，而是宋制男裝──這幾張畫作，全是宋人畫。跟妹子提供的魏晉風上身照片，還真有那麼幾分神似呢！如果說，交領衫、長裙、商家所謂「大袖衫」這是宋制男裝的形制之一，為什麼我們會發生宋制、魏晉風混淆的狀況呢？

（真正的魏晉是什麼，請參考無劫緣的文章《兩晉潮流──裙襦結構統治下的天下》）

摹本真跡傻傻分不清

因為魏晉的年代久遠，文物出土不多，要還原當時情狀，少不得參酌圖像資料。如果不看壁畫，只看傳世作品，現在談魏晉時主要參酌的畫作，如《洛神賦圖》（圖一左）、《高逸圖》（又稱《七賢圖》圖一右上），前者為宋摹本，後者為唐人畫作，其他如：《斲琴圖》、《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清一色為宋人摹本。

摹本與原本的時代相隔越久就越有偏差，很容易混入臨摹者的時代特色。譬如傳為顧閎中作的《韓熙載夜宴圖》，真本已失，現存的「臺北故宮甲本」（北宋摹本）與「北京故宮本」（南宋摹本）就差異極大：[4]

現在我們參考宋摹本來做魏晉衣物，自然會有宋制與魏晉風傻傻分不清的情況。而且歷代文人畫又常以高士為主題，所繪者是作畫者當時的情況，抑或是想像中的古代文人的樣貌，還是介於虛實之間，都需要逐一判斷。

上圖為《斲琴圖》宋摹本，下面左右《槐蔭消暑圖》、《柳蔭高士圖》均為宋代文人畫[5]，如果我不說，會不會有人認為，下方兩圖的主題是魏晉名士呢？我們對於魏晉的印象，如果不看陶俑、不看壁畫，只看傳說為顧愷之的畫作（實際上都是後人的摹本了），或是歷代文人所描繪的高逸圖、隱逸圖，那麼很有可能，會把宋的印象投射到魏晉。如果真的喜歡魏晉風，那不如看看有文物依據的宋制男裝，會是什麼樣的風貌吧！

宋制男裝的文物依據

出土男性衣物的宋墓不多，在趙伯澐墓出土之前，能參考的資料就是金壇周瑀墓，其他如何家皂北宋墓，出土的多半是殘片，報告雖然有文字敘述，但是偏偏不給照片。茶園山宋墓的也是相似情況，雖然看得到部分衣物展出，公布的報告內容著重在金器上，衣物的描述則付之如闕。

有幸黃岩趙伯澐墓出土了豐富且完整的衣物，除了完整的宋代公服文物出土，我們也看到了罕見的宋代男子裙裝。

宋代男子裙裝文物

陳國安〈淺談衡陽縣何家皂北宋墓紡織品〉[6]一文中，記錄了何家皂北宋墓出土五件裙裝，報告中提及這裙裝有兩件較好，三件殘破，分平展裙和百褶裙。兩片較完整的敘述如下：

金黃色幾何紋綾絲棉裙（編號28），下襬與繫帶已殘缺。綾面，黃絹裡，內絮絲裙面平展，由兩塊綾縫成，中間開口，上窄下寬，裙上部4釐米與裙腰縫接，腰兩端延長為裙帶。裙通長94、裙面長83、腰寬11、腰長78、帶寬4.5釐米。

黃色素紗百褶裙（編號35）殘缺不全。製作皺褶的方法是：裙腰與裙身縫接時，裙身每隔1.5釐米向右方收褶一次，裙身伸進雙層絹裙腰內約1.5釐米，用直徑0.20釐米的黃色絲線縫合，針腳長0.5–0.7釐米。繫帶為雙層，長86、寬4.5釐米。

另外有白色麻布百褶裙（編號63）殘片，縫製如黃色素紗百褶裙，殘片呈扇形推論裙身至少由三幅縫合，只有中間一幅完整。平展裙的文字描述，跟德安周氏墓出土的星地折枝花綾裙（C.4）頗為類似，但是男子並沒有像女子二破裙這樣穿著的圖像資料，此裙到底開口往哪邊？還是做為圍裙使用？都有待討論。

而百褶裙因為殘缺不全，報告也沒有提供殘片數據，僅知此裙褶子極密，「裙身每隔1.5釐米向右方收褶一次」，至於裙子是打滿褶子，還是左右兩端留有光面，均無法得知 。 這就像是我們看到宋人畫裡面，確實有各種裙子，然而畫家總喜歡留給我們人物的側身背影，在書畫中確實韻味深長，但對於判斷畫得是何種裙式，只能讓我們嘆氣。[7]

趙伯澐墓出土的百迭裙，至少將這個謎題解開了大半，這是一件完整的男子裙裝，裙子左右兩端留有光面，中間打了十三個順褶，根據現場拍攝者的觀察，每個褶子寬度約在4公分左右，裙長93.5公分，腰寬則標註為41公分。（絲博工作人員表示，這個數據是根據裙子出土的樣貌描述的，不知當初是怎麼折疊的。）

這個裙式與其他宋代女墓出土的百迭裙是一致的。由是可知，百迭裙在宋代為男女均可穿著的裙式，而褶子寬度可能是相當自由的，因為在女墓出土的百迭裙中，可以看到像是推論為茶園山宋墓出土的裙子，褶寬有4公分（為工字褶），而黃昇墓與花山墓的百迭裙，褶子就相對細密很多。而何家皂的殘片雖然無法確知，此裙是否為百迭裙，但不妨礙證明，男子裙裝的褶子，可以有1.5公分之細，也可以如趙伯澐的4公分之寬。

對照圖像資料，我們可以看到，直領大襟（俗稱交領）上衣與百迭裙搭配的情形，部分時候與氅衣搭配穿著。[8]

直領大襟上衣搭配百迭裙，是不是男裝所謂的「衣裳」呢？如果是這樣，那麼上衣應該是長衣加裳，還是短衣加裳呢？圖像資料上搭配的氅衣，是標準配搭配嗎？是否能搭配其他的外衣呢？

衣裳？長衣加裳還是短衣加裳？

趙伯澐墓出土的文物，根據展冊《絲府宋韻》[9]提供的數據， 直領大襟衫襖長度分別為116、123、125、142公分，其通袖在266-292之間，袖寬約在54公分左右。可以知道，這些直領大襟的衣物，都是長衣。除了展出的八件上衣之外，在《宋服之冠》中還提及了，一件直領大襟的縠衫（下圖右上），雖然沒有數據，但按比例也可推知，仍是長衣。[10]

參看周瑀墓的數據，也是相似， 直領大襟衫襖均為長衣，衣長在133-135之間，只有對襟衫襖有衣長較短的數據。大抵可以推測，與百迭裙搭配的上衣，應為長衣。

因為長裙蓋住了上衣，在圖像資料中相對不容易應證，是否真為長衣搭配長裙。在下圖中間的《撲棗圖》，我們可以看到紅衣小童，身穿長衫，外罩藍色裙子，在裙子底下露出紅色長衫的邊角，底下穿褲。這個穿搭可以明確讓我們知道，確實存在長衫搭配褲子、外罩裙，這樣的穿搭方式。而圖中下方穿著褐色長衫的小童，內襯紅色短裙，下著褲，這應該是周瑀墓出土的短裙穿搭層次。[11]

至於是否真的不存在直領大襟的短衫襖？這個問題則是未必。同樣是《撲棗圖》，黃衣小童的衫子明顯短了許多，衫下著裙、裙下穿褲，直領大襟的短衫襖只是目前文物沒有出土而已。短衫襖類的衣物在廣大的勞動人民中，相信是不可或缺的存在。[12]

回到文物墓主本身，宋太祖第七世孫趙伯澐、太學生周瑀，顯然是士大夫階層，不需要勞動，陪葬衣物沒有交領短衫襖，也是自然不過的，文人畫裡的情境亦然。所以現在推論，以長衣搭配長裙，可能會更貼近當時的情狀些。

以下是根據趙伯澐衣物數據製作搭配後的穿著情況，可以得出接近宋代文人畫的形象，其外型極其接近商家所謂的「衣裳」。

大袖衫？氅衣？褙子？

商家所謂魏晉風，除了直領大襟衫搭配長裙，外頭多半還會罩著一件「大袖衫」。眾所周知，大袖衫實為女性禮服，與霞帔搭配使用──花山墓的大袖衫前短後長、曳地，同時出土了帔帶。後來逐漸演化形成為後來常見的大袖衫，如黃昇墓、周氏墓的大袖衫，背後有三角兜，與霞帔搭配使用，至明代則為大衫霞帔。這一路演變的脈絡清晰可見，無論宋明，大袖衫均為女性禮服。往前回推，即便如唐制大袖衫，有壁畫無文物，但也不會是與魏晉衣物一起搭配，當然也不適合與宋制男裝搭配。[13]

但是我們不管在電視劇或是文人畫中，除了 直領大襟衫襖搭配長裙，也常常看到外罩長衣的形象：[14]

最常見的應該是氅衣，如右上是經典的《聽琴圖》，途中氅衣衣長接近地面；左圖元人華祖立摹趙孟頫《十子圖》的莊周，也是相近的形象。中上的《香山九老圖》就比較懸疑，正中間人物的衣服，領緣到了下方沒有看到，這麼莫非是衣長是短的？但實在不能肯定。

這種通裁不開岔，全緣邊的衣物，趙伯澐墓出土了一件很相近，但是衣長只有85公分，是全墓中最短的一件上衣，這就顯得有些尷尬了，和圖像資料的長度對應不上。而且通袖也才181公分，和其他交領衫襖，通袖動輒270、291公分的相比，顯然也是短了一截，要做為氅衣的根據可能不太適合。

而金代有個閻德源的道士墓[15]，報告中記錄出土了「大道袍」與「鶴氅」，這個「大道袍」與氅衣應該是相近的，然而是金代、又是道士墓，就不知金國道士的衣物與宋代文人的衣物，落差有多少？所以製作氅衣搭配長衫襖與百迭裙，應該是可行，但是有點風險的。（大家應該看得出來，趙伯澐出土的那件短衣與閻德源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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