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服饰，大体上沿袭秦汉旧制。中原地区的服饰吸纳了北方民族的服饰特点，衣服更加紧身，更加合体。传统的服饰样式逐渐消失。而被称为胡服的西北民族服饰，逐渐成为社会上的普通装束。男子首服，以幅巾为主，其风气始于汉末，王公名士以礼冠为累赘，纷纷摘冠戴巾，以幅巾扎发，头部的紧坠感一扫而空。这一风气沿袭到魏晋，也可以视为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风度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南北文化交流频繁，互相影响。男方的服饰影响着北方，尤其是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以汉服取代胡服，说汉话，原本是鲜卑少数民族政权的北魏完成了汉化的改革，其官制、文化都与汉民族相似。
同样，北方民族的服饰也影响着男方的汉族，来自于游牧民族的褶裤，先是成为军戎之服，后来推广到社会，成为男女共用的服饰款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服装有衫、袄、襦、裤、袍，其中长衫最具时代性。《宋书·徐湛之传》：“初，高祖微时，贫陋过甚，尝自往新洲伐荻，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衫指短袖单衣。夏天为了凉快，喜穿半袖衫。文人雅士最喜欢穿衫，宽大的衫子成为魏晋时期最具个性化的服饰，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就常穿宽大的衫子。竹林七贤基本上都做过官，但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放弃官职，甘做山野之人，抚琴长啸，寄情山林。他们的服饰不是官服，而是百姓的服饰。
由于不受礼教束缚，魏晋时期的人们服饰日趋宽大，不仅在朝的官员褒衣博带，裙子下长曳地，形制宽广；文人、庶民的服饰同样追求宽大、飘逸之风。《宋书·周朗传》云：“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衣裳的宽大程度是原来衣裳的一倍。上有喜好，下必效仿，魏晋社会追求飘逸之美，宽衣大袖成了社会风尚。
魏晋何以会出现服饰趋向宽大的风格？这一时期玄学盛行，重清淡，人们吃药成风，服用五石散。服了药物，体内热量散发不出去，皮肤干燥，与衣服相摩擦，容易溃烂。因此必须穿着宽大的衣裳，以避免皮肤溃烂。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服了五石散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服，吃热的东西。但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服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换言之，外在的条件，主要是身体的因素，使之必须“褒衣博带”。魏晋人服饰的飘逸，并非仅仅为了表现仙风道骨，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歪打正着，形成了飘逸洒脱的服饰风尚。
耕作的农夫及体力劳动者，工作时以短衣长裤为主，腿部裹带，那是为了劳作的需要。休息时，短衣长裤也不受欢迎，他们也喜欢宽松的衫子。
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袴褶、裲裆，随着南北民族的交融，在魏晋时期进入汉民族服饰之中，男方的汉人也开始穿着袴褶服。东晋以降，江左士庶皆服袴褶。《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中兴初行经越城，间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遗之”。在东晋时，袴褶不仅作为军服广泛使用，而且也作为私居时的服饰，为百姓与帝王所采用。
受女子之影响，这一时期的男人竞相以穿女服为时尚。《宋书·五行志》载：“魏尚书何晏服女人之衣。”《北齐书·元韶传》称文宣帝“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王嘉《拾遗记》云：“汉哀帝董贤更易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裙。”亦为穿女衣之典。至南朝梁、陈时，一些男子由于常沉湎于女色，居然“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渐为女性化，以美男子着妇人妆自居；同时娈童之风盛行，一般富豪之家，俱以养娈童为乐事。这些风气在当时被视为时尚，进而影响到服饰。
魏晋时期，为便于劳作，基层劳动人民的服饰以瘦、窄、短为特点。从出土的文物、壁画来审视，农民、牧民、屠夫、杂役等人群的服饰，不论男女，其服装上身为窄袖短衫，袖长至腕，衣长则至膝盖，下身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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