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蟒、飞鱼、斗牛是明代服饰中常见的装饰纹样，随着明代丝织业的不断进步，这些纹样在传统造型的基础上也逐渐发展出了自身的特色，而这种发展又与明朝的文化、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龙纹是等级最高的纹样，一般用在皇室贵族的服饰中。按照明代制度，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等可以使用龙纹。龙纹的主要特征在爪部，以五爪为“龙”的标志（龙纹在元代基本定型，《元史·舆服志》：“龙谓五爪二角者。”）。明代不同时期的龙造型也不完全一样，大体可分为明初期、明中期、明后期三个阶段。

明初期的龙纹继承了宋元以来的风格，龙的造型以侧身为主，龙嘴紧闭，鬃毛上扬，身体修长，四肢有力，给人以威严大气、稳重肃穆之感。其整体风格与明代政权刚刚建立、处于休养生息阶段的大环境吻合。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明太祖画像，画中太祖身穿常服，在黄色盘领窄袖袍的前胸、后背及两肩位置装饰有四条金织盘龙，具有典型的明初特征。民间流传有各种明末、清代及民国的“朱元璋”怪脸画像，皆出于臆造，人物的服饰、纹样都与明代初期不合。

明中叶，王朝经过前期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时的龙纹风格与初期大体相似，身体仍较瘦长，但龙的嘴部已张开，表情姿态更加丰富，开始了个性的张扬。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嘉靖时期的青花龙穿缠枝莲纹大盘，盘正中绘有升龙与降龙各一条，体态轻盈矫健，充满活力与动感。

明代后期尤其万历年间，中国传统的丝织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高水平阶段，这时的龙纹造型也突破了之前的程式，出现了大量构思巧妙、灵活多变的形象。明后期的龙头部比例增大，身体粗壮，表情活泼，没有太多的肃杀之气，大多带有愉悦、安详的感觉。这也显示明王朝进入了比较富庶的时代，自上而下都在追逐着物质与精神的享受，图案艺术也不断迎合人们追求喜庆的心理，使服饰纹样的设计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

因龙纹地位尊崇，故皇帝诸王之外，一般人不得使用。洪武二十四年，朝廷下令：“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蟒纹。

蟒原指大蛇，《尔雅》注中说：“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明代的蟒是仅次于龙的高级纹样，整体造型与龙几乎一样，两者的区别在爪部（趾），蟒只用四爪。《万历野获编》说：“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与蟒相似的是飞鱼和斗牛。飞鱼从古印度神话中的摩羯演变而来，其头部似龙，两足，四爪，有双翼，鱼尾，有腹鳍一对，明后期又出现蟒形飞鱼，造型与蟒相同，四足，四爪，无翼，仅尾部保留鱼尾的特征。斗牛原指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后亦成为象龙的瑞兽（周祈《名义考》：“斗牛如龙而觩角。”），明代斗牛为蟒形，四爪，鱼尾，头上双角向下弯曲如牛角状。

《明史》引《大政记》的记载，永乐之后，宦官在皇帝左右，必穿着蟒服，形制如曳撒，衣上左右绣蟒纹，腰部系鸾带，作为燕闲之服。蟒之下为飞鱼服，宦官入侍时穿着。《酌中志》里提到：“（司礼监太监）皆穿贴里，先斗牛，次升坐蟒。”衣上蟒纹如为单蟒，脸部皆为侧面斜向，而坐蟒则为正面，与皇帝的正面坐龙很相似，尤其尊贵。蟒、飞鱼、斗牛外形既像龙，又多为皇帝亲近之人所穿，故被看作十分难得的荣耀，皇帝也常将饰有这类高级纹样的衣物、匹料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大臣及外国国王、部落首领等。弘治十五年，《大明会典》修成，明孝宗为奖励参与编修的大臣，特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蟒服，开内阁大臣赐蟒之先例。

随着赐服的增多，内官和大臣们也寻找各种机会身穿蟒服作为炫耀。弘治十七年，孝宗对刘健说内臣僭穿蟒衣的现象尤其多，并申明服色禁令：“蟒龙、飞鱼、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织。间有赐者，或久而敝，不宜辄自织用。”而早在正统十一年，明英宗就对工部官员下令，凡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等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穿用的人，重罪不宥。天顺二年，又规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等。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奏请禁用蟒衣，并直接对蟒纹的造型提出质疑：“国朝品官无蟒衣之制。夫蟒，无角无足，今内官多乞蟒衣，殊类龙形，非制也。”建议内外官员有受赐者皆缴进，内外机房不许织造，违者坐以法。孝宗表示赞成，并颁布了相关禁令。弘治十三年，又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镇守、守备，违例奏请蟒衣、飞鱼衣服者，科道纠劾，治以重罪。

尽管皇帝三令五申不允许大臣制作、穿用有蟒等高级纹样的服饰，但为了表示自己对臣下的优遇恩宠，又屡屡将之作为赏赐，如前面提到孝宗赐刘健等蟒服即是一例。因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感叹：“盖上禁之固严，但赐赉屡加，全与诏旨矛盾，亦安能禁绝也！”沈的说法可谓切中要害，虽然禁令出自皇帝，但蟒衣之泛滥，与皇帝自身的做法大有干系。

由于不断赏赐，使得内库所存各类高级纹样织物都已用尽，正德元年，尚衣监就说：“内库所贮诸色纻丝、纱、罗织金闪色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襕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俱天顺间所织，钦赏已尽。乞令应天、苏、杭诸府依式织造。”明武宗许可，于是又织造了一万七千余匹。成化、弘治时，赐服还比较慎重，到正德年间，太监刘瑾用事，受宠的内官们纷纷乞请赐服，导致滥赏日增。明武宗对此并不在意，甚至做得更过火。正德十三年正月，武宗还京，下旨令文武官员穿曳撒、大帽、鸾带迎候，并赏给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匹，所赐纹饰等级也不按惯例操作，如给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等。受赐的大臣们连夜将匹料赶制成曳撒，次日就穿戴好到德胜门迎驾。由于受赏赐的人数过多，内库再次告竭。

朝廷对赐服的宽纵，导致未获赐的官员以及民间纷纷效仿，服饰僭越现象越来越多。《万历野获编》中举出了三类比较典型的人，一是勋戚，如公、侯、伯支子勋卫，有些不过是八品的散骑舍人，还有些闲居在家或废罢的，都敢穿麒麟服、系金带。驸马的庶子，照例只是平民，纳个外卫指挥的空衔，也敢穿着四爪象龙的纹样。二是在京的内官，穿着似蟒又似斗牛的衣服，名为草兽，扬鞭道上，无人敢问。各王府承奉，曾受赐飞鱼服的自不必说，就连没有受赐的，也穿蟒袍、系玉带。三是妇女，如在外士人妻女，使用蟒袍玉带相沿成习，已成天下通弊，京师尤其严重，就连仆妇和教坊女子，出门都头戴珠翠，身穿文绣花样则白泽、麒麟、飞鱼、坐蟒等无所不有。《旧京遗事》的记载也证实了这样的说法：“或有吉庆之会，妇人乘坐大轿，穿服大红蟒衣，意气奢溢，但单身无婢从，卜其为市佣贱品。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富给不可得也。”类似的现象在明代小说中也有描写，如《金瓶梅》第七十三回：“伯爵灯下看见西门庆白绫袄子上，罩着青缎五彩飞鱼蟒衣，张牙舞爪，头角峥嵘，扬须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问：‘哥，这衣服是那里的？’……西门庆道：‘此是东京何太监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这件衣服与我披。这是飞鱼，因朝廷另赐了他蟒龙、玉带，他不穿这件，就送我了。此是一个大分上。’伯爵极口夸道：‘这花衣服，少说也值几个钱儿。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转做到都督上，愁没玉带蟒衣？何况飞鱼！只怕穿过界儿去哩！’”

明世宗登极时，下诏重申服禁：“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武职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绝之。”但世宗本人很快也加入到滥赐服的队伍中，所以这类禁令并没有太大效果，多成一纸空文。蟒纹的僭用不但没被禁住，反而出现了五爪蟒龙这一“超级”纹样。

蟒龙原为蟒之别称，而五爪之龙被称作蟒龙也和赐服有关。按《万历野获编》的说法，人臣的赐服一直以坐蟒纹样为最高等级，而“衮龙”二字只能用来称呼皇帝的龙袍（即衮龙袍），明成祖永乐时始有赐亲王及他王衮龙袍的，被视作“非常之典”，但只针对皇帝的亲弟侄。自英宗以来，也赐给一些比较疏远的郡王，已属“滥典”。明世宗时，晋府交城王朱表柚为庶出，通过贿赂严嵩而冒袭郡王爵位，本当革去，但朱表柚迎合世宗求仙好道的心理，上表进献白鹿，自称得于藐姑射山仙洞中，世宗十分高兴，不但没有追究袭爵的事，还赏赐大红金彩衮龙袍三袭。穆宗之后，藩王获赐衮龙袍的就比较少了。如果赏赐外国国王或部落首领（夷王）的衣服袍料中有五爪龙纹的，则只称“蟒龙”，不称“衮龙”，以称谓的不同显示尊卑有别。正德十三年，天方国王写亦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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