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桑丝织技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制造丝绸的国家。2009年9月，“中国蚕桑丝织技艺”正式进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第四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一遗产的内容包括种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一系列环节的生产工艺，包括绫绢、缂丝、纱罗和织锦在内的丝绸产品，还有由此衍生的各类相关的民俗活动，蚕桑丝织技艺与民俗活动至今依旧保存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的太湖流域与四川成都等地，并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标志。
精微细致成就技艺
作为一项家庭副业，蚕桑丝织曾在传统的农民家庭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清嘉庆《嘉兴府志》记载：“比户以养蚕为急务……蚕或不登，举家聚哭，盖全家恃养蚕为耕耘之资，蚕荒则田芜，揭债鬻子，惨不免矣。”当时蚕桑之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蚕乡，历来又有“田蚕”一说，“田”就是大田水稻种植，“蚕”指的是在家饲蚕，两者相提并论，同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因此，蚕农们对蚕极为重视，人们历来就把蚕称为“宝宝”；家中负责饲蚕的女子，不论婚否，都叫做“蚕娘”；养蚕也叫“看蚕”，意为细心呵护，犹如哺育婴儿一般。
饲蚕是一项极其细致、繁重的工作。蚕的一生经历了卵、虫、蛹、蛾4个发育阶段。在大约28天的时间里，它们不断吃桑叶，不断长大，三次休眠，三眠三起，直到通体雪白晶莹，吐丝结茧，这期间尤其需要细心看护。待从蚕簇上摘下蚕茧后，又需要及时烘干、选茧，或出售、或自家缫丝制绵，片刻也不得耽误。
正是在这样的生产实践中，蚕农世代相传，终于形成了一整套极其精致的蚕桑丝织生产技艺和知识，贯穿于蚕桑生产的各个环节。具体内容涵盖了桑树栽培与采摘技艺、传统的制蚕种和催青技艺、收蚕蚁和小蚕、大蚕的饲养技艺、上簇和采蚕茧的技艺、防治各种蚕病虫害的传统知识、蚕具制作技艺、蚕桑生产副产品利用的传统知识、土法烘茧技艺、缫土丝手工技艺、剥丝绵手工技艺等。明代学者朱国祯在其《涌幢小品》中探讨了湖州辑里养蚕丝织生产工艺后感叹道：“能节其寒暖，时其饥饱，调其气息。常使先不逾时，后不失期，而举得其宜……时谓得养蚕术焉。”
融入蚕乡民众的精神生活
蚕桑丝织不仅仅表现在传统手工技艺与知识范畴，它还渗透到了蚕乡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涉及到他们的信仰、节日庆典、婚丧礼仪、民间文学以及各种民族民间艺术的范畴。
蚕乡的人们长期以来信仰蚕神，以为冥冥之中总有一位神灵主宰着蚕桑生产。蚕神不止一个，比如嫘祖西陵氏，马头娘、蚕姑、蚕花五圣、蚕丛青衣氏等，都被人们信仰过，而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蚕花菩萨”。旧时，这一带有许多蚕神庙，蚕农家中也大多供奉蚕神。一年之中，有许多次对蚕神的祭祀，十分有趣的是，这些祭祀的名称中大都离不开“蚕花”二字。蚕花，是当地蚕农自己制作的一种纸花或者绢花，人们常常把它当做蚕神的象征物，并用它来命名相关民俗活动。比如蚕事开始，蚕农祈求蚕神保佑的仪式叫作“请蚕花”，仪式中有“接蚕花”，象征蚕事兴旺，蚕神诞辰要过“蚕花生日”，蚕事完毕则将新茧、新丝呈献于神灵前，称为“谢蚕花”。
到了清明节，这里的许多地方都要举行以祭祀蚕神为中心的庙会，俗称“轧蚕花”。这种民俗活动一直沿袭至今，尤以浙江桐乡一带的含山轧蚕花规模最大。“轧”在吴方言中是“挤”的意思。民间传说，蚕花娘娘在清明节化作村姑，踏遍含山，在这座山上留下蚕花喜气。谁能脚踏含山地，谁就能把蚕花喜气带回家，保佑蚕桑生产丰收。为此，每年清明节，远近蚕农，特别是蚕娘们都要争相上含山，到蚕神殿烧香礼拜，到处走一走，轧轧闹猛。
围绕着蚕桑丝织生产与信仰习俗衍生开来的民族民间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构成了一个丰硕的艺术宝库。其中有“蚕花戏”，就是蚕农为祈求蚕桑丰收而专门邀请戏班来演的戏。还有一种民间歌舞“扫蚕花地”，则与早期巫师为巫室祛祟的仪式行为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在蚕乡的庙会上又有“踏白船”和“高杆船”。前者是一种摇快船的竞技习俗，后者则是在船头一根高高的竹竿上表演一系列高难度的杂技动作，十分惊险。甚至在当地春节舞龙习俗中也能够时时看到蚕桑丝织习俗的渗透。许多地方舞罢龙灯，人们纷纷从龙灯上扯下一些鳞片或小饰品带回家，放在蚕室以保佑蚕事，称为“扯蚕花”。而将蚕簇当作草龙舞动，祭祀焚化以为祀雨的习俗，也由来已久。
蚕乡的婚丧礼仪中也渗透进了蚕桑丝织的文化元素。结婚仪式上要送蚕花、点蚕花、讨蚕花蜡烛、撒蚕花铜钿、经蚕肚肠、送桑树陪嫁；丧葬仪式上又有扯蚕花挨子、盘蚕花等，人过世了，手里要握一颗茧子，脸上要盖几重丝绵。
除此之外，蚕乡还流传着有关蚕桑丝织的神话、传说、故事以及相关的歌谣、谚语、谜语，内容丰富，影响深远。这些原本分属不同文化范畴的传统文化样式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蚕桑丝织的烙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蚕桑丝织物质生产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对这一带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当地独特的生活样式。
将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结合起来
蚕桑丝织生产技艺产生于传统农耕经济社会，历来依靠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承着。进入现代社会，它的生存环境已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受到了现代生活文化的冲击。
所幸的是，有关蚕桑丝织的保护已经引起了各地相关文化部门、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并提上了议事日程。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也正在成为各方工作的共识。2009年浙江余杭区政府整合当地蚕桑生产民俗要素，以塘北村为中心建立浙江省第一个蚕桑生产文化生态保护区。如今，中国丝绸博物馆业已建立了“中国蚕桑丝织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对各种蚕桑、丝织、印染、刺绣等民间手工艺进行普查，并采取实地生产性保护与博物馆展示性保护相结合的方式。“中国近现代蚕桑不可移动纺织文化遗产调研”与“口述丝绸历史”两个项目也在逐步推进中。一个关于中国蚕桑丝织的立体性保护模式正在形成。与此同时，相关文化旅游空间的深度打造，蚕桑丝织产业的升级也在各地开展。
当下，将遗产保护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正在成为保护者们积极探索的新方式。对于民众来说，围绕蚕桑丝织生产在不同生活领域代代相传的习俗惯制，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关于自身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表意性象征，也是一种对社会生活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遗产的保护正是为了满足当前民众最广泛的文化需求，它所体现的也是民众最普遍的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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