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运动是现代社会的附属品还是为改变社会而来？
这个问题实际上比较敏感的。一般而言，同袍们都会认为，汉服是现代中国发展之后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汉服作为一种文化要素，是一种上层建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催生出了汉服、礼仪、传统经典等。最为坐实的经典句子是“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才会思考文化上的需求，因为物质决定意识嘛。那么，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人们生活富足了，开始有精力和时间思考文化追求了。于是乎汉服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呼之欲出。
马原学的很好。
如果我们能够耐心的去思考这个运动，我们会发现，也许汉服并不是像古琴、书法那样作为一种单纯的文化需求而呈现。一个运动之所以称作运动，就在于其改变社会目的。关于汉服现代化的问题，很多同袍提倡现代汉服认知，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习惯为目标，对汉服进行世俗化改造。这个问题是许多同袍纠结很久的问题。要不要对汉服进行改造？如何改造？出于什么目的而改造？怎么去理解汉服现代化？在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时代，是不是汉服要趋向于西化审美进行改造？或者说汉服应该与现代社会达成妥协，去融入现代生活吗？很多同袍的意思或许是后者，也即是汉服要有生命力就必须去适应现代世俗。
对此，本人曾经多次在公开讲座和朋友圈中提及，对于汉服的落地问题，本人一向坚持汉服不应无原则地向世俗妥协。也许，有人说这是自寻死路，不去世俗化怎么穿出去。对此本人认为，运动的目标在于改造社会，改造你所认为不合己意的所为世俗。如果一项运动没有此功能，那就不能称之为运动。那么，我们称同袍的行为是汉服运动、汉服复兴运动、汉文化复兴运动，就必须有运动所持有的本义，就是去用汉服的大义改造社会世俗的不义。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号比如“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始于衣冠，达于博远”，“着我华夏衣裳，兴我礼义之邦”，从中不难看出，同袍有意要去复兴一种逝去的东西，返古复始，旧邦新命。那么，意思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同袍复兴汉服文化是要让逝去的汉文明重新光大并且去影响，去携领，去带动这个社会中背离华夏复兴的世俗朝着汉文明的方向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服就没有必要去为适应现代世俗而苦心积虑，因为你是为改造这个世俗而来。如果不是出于这个目标，那么汉服必将再次走向消亡。汉服被现代世俗认为是宽袍大袖行动不便需要手术切割瘦身处理，处理的结果是趋向于世俗的审美水平和文化认知而失去复兴的初衷。汉服在层层盘剥中自我矮化，汉服改造社会的功能被世俗的唾沫淹没最终被消化。因为不管我们穿什么样的宽袍大袖，都是无法被世俗接受的。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文化移风易俗。
由此观之，汉服运动很难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套用解释了。从汉服运动发源处来分析，当时的同袍都是“底层人民”，为了争夺文化解释权和抵制汉民族虚无主义而衔枚疾走，他们很难说是因为经济上的成功而带来的文化消费需求。即是是现代社会，我们也很难找出这样的带有共性的社会现象。不难发现，大部分同袍都是年轻人，甚至是还在校园过着大学生活。而已经毕业的同袍，更多的是为工作和月薪不能超赶王思聪而发愁。但是他们却加入了汉服运动，并为之而热泪盈眶，矢志不渝。
所以，即便中国经济不发展，甚至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更加低迷，百姓生活更加贫困，汉服运动也照样会出现。而且，只会出现的更为猛烈和带有改造社会的性质。我们有理由相信，王乐天穿汉服走上街头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感觉自己是“高端人口”了，而是感觉到了一种文化的危机感，民族的危机感。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众多同袍更是带着这种危机感不惜生活窘迫，不惜被人指责，不惜被家人误解毅然决然走上街头普及汉服。
今天，我们能够毫无心理压力的成群结队走上街头宣传汉服，实际上应该感谢最初的那些“老前辈”们聚散沙城铁塔的不朽功勋，不管他们的思想是否与我们一致，都要带着一份感恩之心。也许，当今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可以促进这个运动更加顺利的前进，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初心”，因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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