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汉朝：放假一日

唐朝：放假三日

宋朝：放假五日

明朝：放假十日

在明朝宣德四年、五年、八年

更是把假期增加到了二十天！

从放假的天数就可以看出，古人对元宵节是非常地重视的。朝廷会修建大型的灯轮、灯树、灯柱以供市民观赏。到了元宵节那天晚上，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四处都是灯火通明，路边的大树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灯谜，男男女女都盛装出席，一片欢声笑语，歌舞升平。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元宵节都有哪些习俗呢？

汉代：祭太一神、燃灯表佛

元宵节起源于汉代。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时，亳人谬忌奏请祭祀“泰一”神。“泰一”神又称“泰乙”、“太一”或“太乙”。为何要祀泰一呢？谬忌认为“泰一”是天神中最尊贵者，其地位在五帝之上。汉武帝又是极为相信神仙的皇帝，面对当时人们心目中如此尊贵的太一神，岂能不大大祭祀一番。尤其在正月十五日祭太一神最隆重。从黄昏开始，通宵达旦用盛大的灯火祭祀，加上夜晚常有流星划过祠坛之上，从此形成了正月十五张灯结彩的习俗。

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日夜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法苑珠林》又记载明帝永平十四年（71年），五岳诸山道士要与西域和尚比较法力，以辨真伪。汉明帝令僧道正月十五日会集于洛阳白马寺，道士斋道经，设置三坛，然后纵火焚经，经书见火而被焚化。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印习俗互相融合，流传到民间。每到正月十五日夜，城乡灯火辉煌，昼夜通明，士族庶民，一律挂灯。这既有祭太一神的旧说，又有燃灯礼佛的虔诚，原有的神仙术与佛教礼仪相结合，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独特习俗。这个习俗经官方的倡导而开始流行，并在这一夜取消宵禁制度。据《事物纪原》记载：汉代西都长安城有执金吾负责宵禁，“晓瞑传呼，以禁夜行”，唯有正月十五日夜晚，皇帝特许执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允许士民踏月观灯。

魏晋：祭门户、祀蚕神、迎紫姑

到了魏晋，又增添了灯节祭门户、祀蚕神、迎紫姑的风俗。按《荆楚岁时记》记载，祭门户的仪式是制作豆粥，上加油脂以此祭祀门户；先在左右门户插上水杨枝，根据杨树枝受风飘动所指的方向，再用酒肉食品及插上筷子的豆粥、糕饼等来祭祀，称“望日祭门”。为什么要如此祭祀呢？《齐谐记》记载：正月半，有位神仙降临到以养蚕为业的陈氏家宅，说“若能见祭，当令蚕桑百倍”。《续齐谐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是更为详细。在正月十五日，吴县居民张成夜间起来，看见一个妇人立在房宅的东南角，对张成说：“我是这地方之神，明年正月十五，要煮碗白米粥，上面加盖些肉脂来祭祀我，我会使你家蚕业兴隆。”说罢就不见了。张成按照她所说的办法祭祀，从此养蚕年年丰收。由于这个传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时人每到正月十五都做粥祭祀，并加肉覆盖在粥上来吃。

更有趣的是“迎紫姑”，以卜将来蚕事好坏。按南朝宋人刘敬叔《异苑》的记载，紫姑本是一户人家的小妾，为正房大妇所嫉妒，于正月十五日气愤而死。后人做其形而迎接她。迎时要念咒：“子胥（紫姑丈夫之名）不在，曹夫人（即其大妇）已行，小姑可出。”迎紫姑时要在厕所边或猪栏边，如果手中的紫姑形象物变重，就是紫姑神来了。迎紫姑还要在厕所中置破旧衣裳。据说有平昌孟氏曾于正月十五日试迎了一次，紫姑竟“穿屋而去”。看来当时人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这个为人做妾的紫姑显然是劳动人民按照自己的想象而创造的神，所以她地位卑贱，穿破旧衣服，活动于厕所或猪圈栏旁。

隋唐：放花灯

隋代开国初年，隋文帝提倡节俭治国，对元宵节民间大闹灯火禁止颇严。《隋书·柳彧传》记载：柳彧曾上书文帝，叙述当时京城和各州县，每逢正月十五日夜，人们“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不曾相避”。这位老夫子认为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百戏及风俗活动有伤风化，至于“高棚跨路，广幕陵云，炫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阵，丝竹繁会”，那是浪费人力物力，更不能容忍的是有的人“竭赀破产竞此一时”，有的家庭“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都去观看。柳彧请隋文帝下诏禁绝这些节日习俗。隋文帝采纳柳彧的建议，雷厉风行地禁止元宵张灯及娱乐活动。

隋文帝禁元宵节，他的儿子隋炀帝却与他相反，竭力在元宵节铺张奢侈，挥金如土。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因西域少数民族首领云集洛阳，隋炀帝调集民间艺人进城，于正月十五日在洛阳皇城端门外端门街，举行盛大的百戏。《资治通鉴·隋纪》记载：“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从此一扫汉代敬神礼佛的节日观念，而开元宵行乐之端。所以胡三省注曰：“今人元宵行乐，盖始盛于此。”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描述当时盛况道，“万户皆集会，百戏尽前来”、“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精彩的百戏歌舞中既有传统的百兽舞、五禽戏，又有少数民族的艺术表演。“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隋炀帝这位浪荡天子乐陶陶地带着他的成群妃嫔，登楼观灯。

同西周两汉一样，唐代都城长安也有宵禁制度。但是元宵节前后几日内，却特许驰禁，放三夜花灯，称之为“放夜”。据《太平御览》引唐人韦述《两京新记》：“惟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当此之时，“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崔液《上元夜六首》），于是“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张祜《正月十五夜灯》）。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不走出坊门，夜游观赏那争奇斗艳的各式花灯，以致车不能掉头，人难以转身。《雍洛灵异小录》记载：“唐朝正月十五夜……灯明如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俨饰，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甚至有的人被挤得悬空而起，“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

唐初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对元宵放灯尚未大力提倡。据《旧唐书·中宗本纪》记载：唐中宗李显景龙四年（710年）元宵节观灯还是偕皇后微服出行，并借踏月赏灯的机会巡幸大臣萧至忠、韦安石及长宁公主家。但此后不久，就奢侈之风大开。《朝野佥载》记载：睿宗先天二年（713年，即玄宗开元元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在安福门外做一巨型灯轮，高达20丈，上边缠绕五颜六色的丝绸锦缎，用黄金白银作装饰，灯轮悬挂花灯五万盏，如同五彩缤纷、霞光万道的花树一般。同时，让“宫女数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在灯轮下轻歌曼舞，还从长安万年县选出少女妇人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日。当时洛阳盛况是“他乡月夜人，相伴看灯轮，光随九华出，影共百枝新”，以致“歌钟盛北里，车马沸南邻”（韩仲宣《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月下多游骑，灯前绕看人，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崔知贤《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辇下岁时记》还记载：唐睿宗上安福门观灯，让太常作乐歌，宫女歌舞，朝士中能文者填写踏歌词，踏歌“声调入云”。

宋代：灯市如昼

宋代从京师到民间都十分重视元宵放灯，因此有专门的“灯市”。如《乾淳岁时记》记载：在都城从年前孟冬（十月）开始，“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在灯市上，舞女乐伎往来最多，卖舞卖唱。每晚从灯火初上，箫鼓齐奏，歌女舞女纷纷献技。豪商富贾，纨绔子弟，纷纷买笑追欢，到更深四鼓方止。因此姜白石有诗云：

灯已阑珊月气寒，舞儿往往夜深还。

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

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

也知爱惜春游夜，舞落银蟾不肯归。

灯市不仅在京师很盛，在其他各地也颇为风行。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说：苏州罗灯在宋代闻名天下，能工巧匠们在罗帛上剪镂百花等极其细巧的图案。点燃蜡烛后，放射万道灯光，人们称之为“万眼罗”。福州的“白玉灯”，新安的“无骨灯”，像春兰秋菊，各有秀色。此外，宋代灯市上值得称道的还有类似皮影戏的五彩羊皮灯、丝灯、走马灯等，颇受人们喜爱。

宋代兴起了烟火，火药在唐宋节日娱乐中，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制成炮仗，而且制作烟火。《乾淳岁时记》记载：“宫漏既深，始宜放烟火百余架，于是乐声四起，烛影纵横，而驾始还。”不但宫中放，民间也放

分享到：

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