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没了遣唐使，还有入宋僧：锁国时期的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

唐末遣唐使的废止

众所周知，最早给代表中古中国辉煌的唐朝敲响丧钟的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迫使玄宗皇帝在四川流亡，但其严重性并不只是造成一个皇帝的悲剧，而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的基础，进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改革了各种制度，并依靠江南的富庶，勉强继续维持命脉。而造成它一举崩溃的直接原因，便是黄巢起义。

公元875年，黄巢响应最早在山东地区发动叛乱的王仙芝的号召而造反。他曾一度占领都城长安，使僖宗皇帝流亡四川，势力盛极一时。但他之后被出身突厥系沙陀族的李克用等人打败，最后于公元884年自杀身亡。掌握了地方军政、民政两方面权力的藩镇节度使以黄巢起义为契机，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作为中央政府的唐朝的政治力量则日益衰微。

在这样的局势下，遣唐使的废止于宽平六年（894年）由菅原道真上奏后正式施行。废止遣唐使的第一个原因正如上述，因为是唐朝的衰落；第二个原因是遣唐使在途中遇难或遇贼的危险性过高。

但不可否认的是，遣唐使在引进先进唐文化的同时，也进行着官营贸易。可想而知，遣唐使带来的唐朝货物，必定大大刺激了日本平安朝贵族们的嗜欲。九世纪中叶以后私船的频繁往来，大概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高涨的物欲。这样的话，就可以说遣唐使船的作用之一已经逐渐转让给了以唐船为中心的私船。事实上，早在日本决定正式废止遣唐使之前的九世纪中叶左右，留学僧和留学生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利用唐船了。

最早见到的例子是僧惠萼。此后一直到唐末，利用唐船等渡海的学问僧有将近30人。这说明遣唐使在传入学术、文化这个主要方面的作用，逐渐被私船所代替。不仅如此，这些唐船远比遣唐使船安全。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唐船的造船技术高超，与遣唐使船相比，所造船只体型小，但坚固而轻快。而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船员在当时似乎已经掌握了中国东海的气象情况。

从唐船来路与归路的出航月份可以看出，从明州（浙江宁波）一带出发驶入中国东海，必定选择四月到七月上旬期间，这期间可借西南季风之力，易于渡海。反过来，踏上归途时则大多选择八月到九月初期间，即农历中秋以后，开始刮冬季季风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九州沿岸刮西北风，航行到中国东海后风向逐渐变成东北风，有助于帆船的航行。而且由于还没有进入冬季，季风还不太猛烈，恰好是船只遇难危险最小的时期。

如上所述，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遣唐使的作用都已逐渐被私船所取代，而且私船在安全性上要高得多，又有何必要冒着风险派遣需要庞大费用的遣唐使呢？平安朝贵族下此决议的深处，恐怕有这样的判断在起作用。

遣唐使虽同大陆的大国有睦邻友好之名，但他们是易于舍名而取实的。

这样，长达三百年的派遣国家使节的伟大事业迎来了终点，不久后，在藩镇中最有势力的朱全忠迫使唐朝最后的皇帝哀帝让位给自己，于是共289年的唐朝也随之寿终正寝了。

而上述所说的废止遣唐使以后的情况（事实上是公元838年派遣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即第十二批遣唐使以后的情况），即彼此依靠私船进行交流的情况，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持续到后来的五代和宋王朝时代。

日本与宋的交流

在宋（北宋）朝的160多年（960—1127年）间，宋船来往的次数仅明确的就达70次，可谓相当多，但能够断定为日本商船的却一艘也没有。可以说这一现象已清楚地表明了宋（北宋）朝时中日交流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与日本方面的消极态度相对立，双方产生了矛盾和纠葛。

从大趋势来看，日本后来逐渐被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所影响，再加上本身体制内的要求和内部矛盾，最终在接下来的南宋时代转变为积极的对外态度。

宋船与唐末的中国商船一样，是小型、轻快型船只，可乘坐六七十人，至多不超过百人，出航的地点仍然主要在江南的两浙一带，利用季风跨越中国东海，经由五岛列岛一带，抵达北九州的博多。航行所需天数一般是一周左右。

《东征传画册》中抵达唐朝港口的日本遣唐使船

由于航海技术日益进步（可指明方向的罗盘被用于航海也是在这一时期），遇难次数已大量减少。因此有不少宋朝商人多次航渡来到日本，其中有人五次到访。

在日本的交易流程是：宋船首先抵达博多湾头一带，警固所的官吏立即将宋船的目的报告大宰府；大宰府审查该商船所携带的公凭（写有船只来航的目的、船长和船员姓名、装卸的货物内容、禁止事项和违反这些禁令的处罚规则，以及两浙路市舶司官员签署的类似官方旅行票据），并把检查结果报告给都城；中央接到报告后，商议是否允许交易。

按当时的规定，凡距离上次来航时间间隔不到两年者，即命令其返回本国。得到许可，宋商就被安置在大宰府的鸿胪馆。鸿胪馆原来是为方便外国使节、归化人或遣唐使等在日本停留而设置的住宿机构，随着唐末的变化，即废止遣唐使和唐朝商人增多这一时代趋势，逐渐改成了中国民间商人们的住宿处（直到唐末都是“安置供给”，到五代以后才变成只“安置”，不 “供给”。也就是说，明确地从官方免费的住宿机构变成了自费的住宿处）。

从都城前来的唐物交易使很快就来到安置着中国商人的鸿胪馆，并在大宰府官吏的协助下检查交易物品。此后的程序是：首先收购政府需要的物品，然后才许可同普通百姓交易。日本进口的物品有唐绫、唐锦等丝绸织物，沉香、丁香、麝香等香药，紫檀、白檀及甘竹、吴竹等竹木，鹦鹉、孔雀等在日本十分珍罕的鸟兽，以及宋朝大量印刷的书籍等。

反之，宋商从日本带回本国的物品主要是砂金、珍珠、水银、硫黄等天然产品，同时还能看到大量的螺钿、泥金画、屏风等工艺美术品，想来日本精巧的技术在中国颇受珍视。

以上是以民间为基础的交流，在此期间多少也进行过官方的交涉。

关于官方的交涉情况，虽然积极的一方是宋朝，但日本主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根据《皇朝类苑》记载，一条天皇宽弘五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日本的使者来到宋朝，上奏中国皇帝：盖因本国之东有祥光现，其国素传中原天子圣明则此光现。真宗十分喜悦，准许建造一座寺院。

吉备大臣入唐绘卷，描绘了日本人吉备真备入唐的情景

当时日本的外交态度是消极的，但日本政府同时试图通过驻外机构私下进行交涉。中国方面的主动活动，较早的有三条天皇长和二年（1013 年）时带来的牒文，以及右大臣藤原实资呈给后一条天皇的书信等。白河天皇统治时期（1072—1086年在位）特别活跃，大致相当于宋朝第六代皇帝神宗的时代（1068—1086年）。延久四年（1072年），僧成寻带着七名弟子入宋。但在第二年，赖缘等五名从僧被迫先行返回日本。宋僧悟本与他们同行。他们乘坐宋商孙忠的船渡海回日本。他们还带了宋神宗的书信和国家赠送的礼物。

虽说是敕书，但不应看成是正式的国书，而应该视为在中国赠送礼品时附的字句。根据《宋史·日本传》记载：

是后〔神宗以后〕连贡方物，而来者皆僧也。

可见，宋朝把入宋僧理解为朝贡的使者，被允许进谒神宗的成寻自然也被看作是进贡的使者，因此神宗才寄来了书信和礼物作为回礼。如果从正在恢复大唐王朝声威的大宋国皇帝亲赐敕书一事来看，应当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日本自九世纪末以来就与中国中断了官方邦交，在此期间大概是挣扎于延续消极外交的传统思想与宋朝的重压之间，实际上历经了三年的狐疑和逡巡。

到了承保三年（1076年），日本朝廷终于决定接受宋朝皇帝的书信和礼物，但这次又因用什么来作为回礼而发生争执。直到第二年才决定由长季朝臣书写回信，回礼为六丈织绢二百匹和水银五千两。承历二年（1078年）正月，日本朝廷终于任命僧仲回为使者，让其搭乘孙忠的船前往中国。

这已经是日本得到宋朝皇帝的书信以后又过了五年的事。仲回蒙赐“慕化怀德太师”的称号回到日本，顺便带回了牒文（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可能是明州刺史的牒文）。日本决定这次不送回礼（这是几经商讨的结果），但宋朝的活动并未就此中止。三年后的承历四年（1080年），担任过接送仲回的宋商孙忠又带来了明州的牒文，而且据说同年（源自《水左记》），宋商黄逢也带来了宋帝的国书。

在此后的堀河天皇和鸟羽天皇统治时期，宋朝方面主动开展的官方交流仍在继续。概括这一时期的特点，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官方层面的交流主要是宋朝方面积极，日本方面基本上保持消极的态度；二是这种交流不具备过多的政治性质，大体上起着推动经济交流顺利进行的辅助作用（正因如此，来书大多是明州刺史的牒文）。

如果再补充几点，一是官方的交流在北宋时代后半期（相当于日本从摄关政治逐渐转向院政的时代）比前半期多；二是日本的态度虽然仍逡巡不前，但对中国的主动行动还是尽可能地响应。接着进入了南宋时代，可以说双方交流趋向密切（日本方面也转变为积极的态度）的暗流一直持续不断。

日本态度变化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