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霸道总裁汉武帝的用人逻辑：平民精英强势崛起，高效运转西汉帝国

汉武帝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才辈出，他们出身底层，极具冒险意识、进取精神，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卫青、霍去病。这些平民精英建功立业，迅速崛起，“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这是一个由众多“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的时代。

1、小人物的崛起

卫青、霍去病出身低贱，具有极强的冒险、进取精神，全凭个人能力与军功不断获得封赏，越级提拔，直至位极人臣，他们二人是这些“小人物”的最杰出代表。“小人物”没有家世背景，只能凭借个人能力与功劳获得升迁，因此积极进取，勇于开拓，极富创造力，这些正好符合汉武帝改弦更张、创立不世之功的要求。

汉武帝的“内朝智囊团”就是由他提拔的平民精英组成的，他们足智多谋，当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提出某项决策方案，汉武帝就让内朝扮演“反对党”的角色诘难辩论，这些人中包括了庄助、朱买臣、主父偃、吾丘寿王等。

朱买臣与庄助都是会稽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虽然家中贫穷，但爱好读书，不治产业，以砍柴为生，常常一边担着柴薪走路，一边读书朗诵。他的妻子跟在他身后，好几次阻止他，但朱买臣越来越大声，妻子觉得羞耻，要求离婚。朱买臣笑着说“我50岁时就要富贵，如今已经40 岁多了。你受苦太久，等待我富贵了会报答你。”妻子愤怒地回答道“像你这种人，只会在沟渠中饿死，哪里能富贵！”朱买臣眼看无法挽留妻子，就答应了离婚。过了几年，朱买臣去长安诣阙上书，但很久得不到答复，连饭都没有吃，幸亏同乡庄助引荐，得以见到汉武帝，为他解说《春秋》和《楚辞》，深受汉武帝赏识，拜为中大夫，并成为内朝侍中。前妻自杀后，朱买臣还给了她丈夫安葬的费用。他又召见了所有当年给他饭吃、有恩于他的故人，一一报答。

汉朝选拔人才，一开始是任用开国功臣集团，即司马迁所说的“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汉景帝执政后期，开始任用汉文帝的旧臣、因平定七国之乱而封侯的新一代军功贵族建陵侯卫绾为丞相，直至汉武帝继位后才被罢免。汉朝开国后的80余年里，除一位外戚贵族外，担任丞相的都是军功贵族或其世袭侯爵的子孙，直至平民丞相公孙弘的出现。

公孙弘是一位儒生，大器晚成，早年在海边放猪为生。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刚刚即位，招纳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年已花甲的公孙弘被招为博士，但后因出使匈奴不称职被免。十年后的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已是古稀之年仍旧“状貌甚丽”的公孙弘被家乡菑川国推举，应征文学之士，因对策被汉武帝赏识，以第一名再次成为博士，后来被提拔为御史大夫，直至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以高龄被任命为丞相，并被封为平津侯。

另一位深受汉武帝赏识的平民精英是主父偃，他是齐国临菑人，属于纵横家学派。他生活一直不如意，穷困潦倒。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到达长安，投在了卫青门下，仍然不得志，钱财早已用尽，但久居不去，因此其他门客都很讨厌他。主父偃感到山穷水尽，便直接去宫门给汉武帝上书，不想早晨上书，当天傍晚时分就被汉武帝召见。主父偃最重要的建议是“推恩令”和主建议汉武帝不要放弃卫青收复的秦朝故土河南地，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主父偃是个性乖戾张扬，过分恃才傲物，蔑视社会规则，又急功近利，急于建功立业，结果不久之后，便因为逼死了齐王，又向诸侯索取贿赂，而被担心遭他陷害的赵王告发，以致最终被族诛。

这也许是平民精英难以避免的缺陷，他们在底层穷困太久，心理失衡，忌恨上层，一旦上位，出于补偿心理，得志便猖狂，个性张扬，不管不顾，没有原则。一度被汉武帝器重的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最终都被诛杀，绝非偶然。

2、世家大族与平民精英的冲突

公孙弘常常与公卿大臣商量好了意见，但到了汉武帝面前，如果发现形势不对，就会立即背弃与群臣的约定，顺从汉武帝。但公孙弘并非一无是处，他曾竭力主张放弃经营西南夷，放弃设置朔方郡、沧海郡（治所在今朝鲜）而未果，于是劝汉武帝至少放弃西南夷、沧海郡而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这是汉武帝从政期间做的一件节省民力的善事。汉武帝并不指望公孙弘这个丞相真的能做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真正的军国大事实际全由他自己乾纲独断，公孙弘只是一个摆饰，丞相也只是备位而已。

汉武帝敬重的其实是汲黯这样刚正不阿的人。汲黯的家族历经了周、秦、汉三朝，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十世为公卿”。他为人傲慢，不讲究礼数，会当场让人下不了台，因此人缘不好，但他爱憎分明，直言敢谏；他信奉黄老学说，为官清静无为，但注重民生，在太守任上，将东海郡治理得井井有条。一次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县）失火，烧毁了1000余户人家，汉武帝派遣汲黯前去视察，他回来报告说“火灾不足忧，但是现在河内一万余家百姓被水旱灾害波及，发生了父子相食的情况，我就见机行事，手持天子符节，将河内郡仓库中的粮食发放给了灾民。现在请陛下治我矫诏之罪。”

汉武帝认为汲黯做得正确，没有治他的罪。汉朝法治严厉，矫诏是重罪，汲黯这样做，是将百姓疾苦放在了个人生死之上，与那些以损害民众利益来取悦上级的官员真是天差地别。

汉武帝杀伐决断，视臣民性命如草芥，在他执政的54年里，除了汲黯，几乎没有其他人敢这样顶撞他。他很了解汲黯的为人，一次他问庄助对汲黯的看法，庄助回答说“汲黯的行政能力一般，但却非常有原则性，不为利益、威吓所动，适合辅佐少年君主，维护社稷。”汉武帝点头称是“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为了征伐四夷，恢复秦朝版图并开疆拓土，就必须要实行中央集权，以便能更有效地集中各种资源，汉武帝提拔、重用有一技之长的平民精英就是为此。

汲黯与公孙弘、张汤间的矛盾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矛盾，也是世家贵族与平民精英之间的矛盾，是这一时代大背景的生动反映。在这一大转型的时代，世家贵族开始没落，平民精英快速崛起，两者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平民精英动摇了世家贵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两者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如果将汉朝看成是一家公司，汉武帝就是一位绝对控股、握有最高权力的董事长兼CEO，他的管理风格是大胆进取，积极开拓市场，特别热衷于兼并其他公司；他手下的大臣们就是各级的部门经理或业务员，汉武帝总是分派给他们极高的业务指标，完成了就重赏（封侯），失败了轻则降级（除爵），重则开除（死罪）。由于赏罚极为分明，一些积极进取的底层职员常常能提出一项项极富创意、胆略但会遭到他们上级主管反对的项目计划，这些计划总是能得到董事长兼CEO的大力支持，而且总是能获得成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于对手们来说，这种公司实在是太可怕了。

汲黯对汉武帝的评价“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可谓一针见血。人人都有欲望，马斯洛理论将人的欲望需求按层次从低到高分成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汉武帝贵为天子，前四类的欲望需求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他所追求的是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即对内大一统、对外征服四夷、开疆拓土。因此强调清心寡欲的黄老学说不能满足他的需要，虽然儒家学说强调大一统符合他的理想，但儒家同时强调“王道”，强调道德礼义的教化，需要施行仁政，君主更要以身作则，成圣成仁，这要求君主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好大喜功，显然，儒家学说也不能完全满足汉武帝的需要，他真正信奉的是“霸、王之道”。

西汉继承了秦朝的严刑峻法，到了汉武帝时期，更是严厉打击豪强、权贵，这不仅是为了抑制贫富分化，维护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也是为了在官僚掌握大量资源的背景下有效抑制贪腐，虽然方法非常简单粗暴，但在缺乏先进技术手段的前提下，却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