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旅行虽然没有今天旅行那么的交通便利，甚是是充满了艰辛，但在古代无论是无论是文人、侠士、僧侣、还是职业旅行家，他们都在用着自己的实际行动阐释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谛。

一．文人与侠士的旅行

古人最优的路线多是“入仕”做官，然而现实的残酷，名落孙山者多为常事。这时，一批普遍文化素养较高，且有经济实力的文人，便通过游历来彰显自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

士人出游，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春秋。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有一篇就是《游侠列传》，记载着一群奔走天下，不计回报，只为寻找明君辅证的“游侠”。在社会环境的趋势下，古代士人的旅游风气，由侠士们自觉发起，接着更多的如老子、庄子、孟子与孔子等诸家圣人，都有游学天下的经历。

后来至战国末期苏秦、张仪等纵横百家游说四方的说客开始出现。至魏晋南北朝时，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更是热衷于“且放白鹿青崖间”的隐逸神游。至唐时，这种游侠的精神也随着唐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稳定统一的政治局势为士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成为了诗仙大概也少不了他热爱旅行的功劳。至此到后来就有了《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佳作的诞生。到了宋代这种文人雅趣，因宋代经济的发达而变得富足。

例如苏东坡虽是时代的佼佼者，但一生都是在贬官与外任的路上，仕途虽然坎坷但其一生却纵情于山水。任西湖通判时，曾将西湖称为“山色空蒙雨亦奇”，他出任密州知州时曾写“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句子。

除了文采飞扬，他还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在黄州，一首著名的《猪肉颂》曰：“慢着火，少着水，柴头炉烟焰不起，火候足时它自美”的诗句。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

从“仗剑”到“悠游”，古代文人的行旅之乐逐渐走上高峰，而宋代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更是这个时代游士心声最好的体现。

二、僧人的旅行

《西游记》的故事，可谓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名的一场“旅行”。虽然人所共知，真实的玄奘之旅与小说相差甚大。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僧侣之行形成了一种特色的旅行形式。

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原，在“传道”与“取经”两个方向的道路上，总能看见那些背起书卷行囊的僧人们。

在玄奘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正处于中华文明大交融的时代，而分裂与割据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此时，佛教更为深化的传入，加之是道家玄学的兴盛，为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一些安慰。

鸠摩罗什、法显、真谛、竺法护等一大批僧人不远万里，来往于中原-西域（狭义的西域多指今新疆）-犍陀罗-印度传递佛法，这批人也慢慢成为了中国较早的一批的僧侣游者。这些僧侣游者中影响力最大的应属于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早年生活在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那时的龟兹盛行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

在父母的影响下，鸠摩罗什从小就皈依佛门。7岁时，他就随父母在天竺各国学习佛法。至35岁时，鸠摩罗什一路跋山涉水，到达了后凉的都城姑臧，之后鸠摩罗什在姑臧待了近17年，在其中学习汉文，弘扬佛法，并成功翻译了《妙法莲华经》、《法华经》与《金刚经》等佛学经典，为西域的佛教向中原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后他客死于长安。

鸠摩罗什像（笔者摄）

到了唐代，玄奘、义净和尚也分别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天竺，学习佛法后返回国内传道。这一时期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的更加频繁。

历史上玄奘取经与《西游记》中的故事相差甚远，玄奘大部分路途都是穿越茫茫戈壁，他从今长安出发今天固原-河西走廊-罗布泊-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瓦罕走廊，最后抵达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的那烂陀寺。

玄奘除了将佛法传至印度外，还将中国的《道德经》传入印度。但印度至德里苏丹王朝统治时期，佛教已渐渐衰落，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多未保存，以致后来，印度史学家需要查阅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才能补全本国历史的缺憾。

稍晚的义净，从广州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痕迹，经今天的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缅甸最后至印度，除了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外，他的游记还详细记载了南海诸国僧人的生活、习俗等内容。历史上这些“特殊”的行者，恐怕很难真正有雅兴游山玩水，尽享浪漫。但作为一个深明大义的群体，他们的远行多了几份行者的朴素。

三、古代的职业旅行家

说到职业旅行家，就不得不提徐霞客，徐霞客曾说：“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表达出了徐霞客对先人的崇敬，但和张骞等人相比，徐霞客的旅行更像是职业游者。

徐霞客22岁就开始云游四方，直至54岁离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旅行中渡过。疲劳地跋涉一天，多露宿破庙或接头。但他却坚持着把所有的游记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地理考察记录。例如，徐霞客通过对云贵川地区的详细考察，首次对岩溶地貌（即喀斯特地貌）的成因进行了详细记录，再如徐霞客纠正了人们误认为长江正源一直为岷江的说法。

徐霞客像（笔者摄）

就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位以游遍中国为志向的“背包客”王士性，他“无时不游，无地不游”。与徐霞客爱观察自然地理不同的是，王士性的记录多偏向于文化与经济地理，他曾写：“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建康一隅而止。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他的记载敏锐的观察到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发展趋势。王士性通过对浙江的行走，将浙江人民分为滨海之民、山地之民与湖泽之民。这样的划分具有典型的文化地理的风格。

文史君说：

中国古代无论是文人与侠士、僧侣，还是像徐霞客那样的职业旅行家，每个人的旅行看似潇潇洒洒，但实则受困于山川险阻、疾病与粮食的忧虑。古人出行的客观阻力甚多。此外，农耕民族的特性让中国人更愿意固守乡土，探险与迁徙的主观意识也难以旺盛。

参考文献：

1.徐霞客：《徐霞客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

2.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98年。

3.阮怡；《论宋代行记中的官差旅行文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11期。

来源：浩然文史

作者：禹贡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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