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冠服制度的核心在于“礼”，礼服有“尚质”和“尚文（纹）”之别，《礼记·礼器》：“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此以文为贵也。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此以素为贵也。”就是说“礼”有崇尚华丽纹饰，和崇尚质朴素净两种取向。用于祭天的大裘冕朴素无华，为“尚质”的代表；常用于登基等隆重大典的衮冕，因为其上有各种章纹，有华彩，往往被视为“尚文”之服。
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往往倾向喜爱“华丽”的礼服，所以衮冕受到的重视也更多，象征意味也更大，成为少数延续数千年并且被长期持续投注大量关注和讨论的帝王礼服。
北宋聂崇义《三礼图》中的大裘与衮冕，可以看出大裘全身无纹，衮冕满身章纹。
中国冠服虽具有很强的制度延续性，被纳入国家律法礼仪规定的范畴，体现在令典、律法、条格文、礼部式、诏敕文等法律规范性质的条文，以及各种礼典、会典等文件中。但在具体形制细节的操作上依然会有许多变化，因时损益。宋代崇礼尚文，冠服制度最为繁缛，细节改制也最为频繁，宋史中有记录对于衮冕的调整和讨论就多达十余次。
唐宋时代，最重要的冠服文件为令典中的《衣服令》。宋初淳化三年（992年）校勘唐令而成《淳化令》，仁宗天圣时编修《天圣令》，此后一直到南宋，一直有对冠服制度进行修改的记载。完整令文已不存，但从其他文本的转引以及礼文、诏敕中，还是能大致上了解各个时期的冠服制度和执行情况。
观察北宋衮冕制度的不断改动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即衮冕在“华丽化”与“还古礼”之间的多次反复。在北宋前中期，衮冕越发华丽化，形成了一种繁饰耀眼程度居于历代之首的衮冕，将礼服“以文为贵”的一面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朝堂上关于衮冕实际执行中繁饰化的批评也一直未停，在三次改制之后，终于在北宋后期，才回归相对收敛的状态。
下面我们就这一现象做一大体梳理，并对这版“华丽衮冕”尝试进行推测复原。
—、北宋初的衮冕制度与装饰倾向
（一）照搬唐令的衮冕制度
首先来回顾一下北宋前期衮冕的制度情况，以及当时已经产生的华丽倾向。北宋初参照前代制度规定了皇帝、皇太子、后妃、诸臣等服式。建隆元年（960年）二月，太祖赵匡胤登基，太常礼院上请制造衮冕、绛纱袍、通天冠的制度令式。此时的衮冕制度，沿袭的是唐五代之旧制，令文还未来得及进行改变。《宋会要辑稿》《太常因革礼》均引《礼阁新编》的记载：“太祖建隆元年，太常礼院言：‘准少府监牒，请具衮龙衣、绛纱袍、通天冠制度令式。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玄衣、纁裳……’诏可。”
宋初衮服制度与唐衣服令基本一致
敦煌初唐壁画与《历代帝王图》中的衮冕形象，大体为相对常规的唐代样式。
比照复原出来的唐开元《衣服令》，我们可以看到在制度上，宋初的衮冕令文几乎是直接沿用唐代文本，敦煌初唐壁画以及《历代帝王图》中的衮冕帝王形象，大体反应了这种常规唐代衮冕制度。
（二）实际却“多饰珠玉，华而且重”
但需要注意的是，《玉海》中还提到，乾德元年（963年）少府监杨格少监王处讷等上新造皇帝冠冕，“先是郊祀冠冕多饰珠玉，太祖以华而且重，故命改制”，乾德元年闰十二月乙亥诏“乘舆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饰”“太宗亦命去珠玉之饰”。可见虽然正式的礼令文没变，但当时衮冕的实际情况，已是“多饰珠玉”“华而且重”的状态，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曾下令对其进行简省。
北宋初年这种衮冕装饰繁复珠玉的倾向，应当是直接继承自唐末五代的风气。晚唐以来，繁饰之风愈演愈烈，在礼服盛装上也尤为明显，如绘于五代的敦煌莫高窟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衮服像，衮冕上便有复杂的立体金饰，并镶嵌垂挂满缀饰。李氏于阗与曹氏敦煌以及后晋、北宋有密切往来，并曾自奉中国守臣，后晋使臣高居诲曾称其冠服与中原无异，可以窥见当时中原衮冕的华丽风貌。
莫高窟98窟于阗国王像，繁复装饰的冕冠。
二、北宋中期华丽版衮冕及三次简化
（一）华丽衮服初现规模
但太祖、太宗的命令看起来并未产生太持续的效果，此后的文献中多次出现相当复杂的细节记录。《宋史·舆服志》里“衮冕之制”开篇，便有一段未提具体年份的描述，呈现一种充满大量繁复细节的状态，和令式中传统简约的条文完全不同，令人观之震撼，留下深刻印象。此段描述也出现在北宋英宗时编撰的《太常因革礼》所引庆历《国朝会要》，以及元代编纂的《文献通考》里，文字基本一致，整理摘录如下：
衮冕：广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前后十二旒。二纩，并贯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凤衔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龙鳞锦表，上缀玉为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周缀金丝网，钿以真珠、杂宝玉，加紫云白鹤锦里。四柱饰以七宝。红绫里。金饰玉簪导，红丝绦组带。亦谓之平天冠。衮龙服，青色，日、月、星、山、龙、雉、虎蜼七章，红裙，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红蔽膝，升龙二，并织成，间以云朵，饰以金钑花钿窠，装以真珠、琥珀、杂宝玉。红罗襦裙，綉五章，青褾、襈、裾。六采绶一，小绶三，结玉环三。素大带，朱里。青罗四神带二，绣四神，盘结。（绶带饰并同衮服）白罗中单。青罗袜带，红罗勒帛，鹿卢玉具剑，玉标首。镂白玉双佩，金饰，贯真珠。金龙凤革带。红袜，赤舃，金钑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庙，飨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受册、尊号，元日受朝，册皇太子则服之。
此段描述出现大量从未有过的新细节：比如冕上在原有珠旒外还另加一层“翠旒十二，碧凤衔之”，冕版上的“玉七星”、多达四十八个的“琥珀瓶、犀瓶”，四周有“珍珠、杂宝玉钿”饰的“金丝网”“七宝四柱”，以及表里包裹的华丽“龙鳞锦、紫云白鹤锦”；身上的衣、裳、蔽膝，除了复杂的章纹外，还有用“珍珠、琥珀、杂宝玉”装饰的“云朵、金钑花钿窠”；以及腰上的“金龙凤革带、青罗盘结四神带、红罗勒帛”，赤舄上的“金钑花四神玉鼻”，蔽膝由唐式的龙、火、山章改为“双升龙”……可以说这套礼服，从头到脚都被珠玉、宝石、锦绣装饰了一遍。
（由于《宋史》中在这段前加有一句归纳——“宋初因五代之旧”，所以以往通常被笼统地当做“宋初之制”，但时代更早的《国朝会要》《文献通考》中同段均未标明具体时间，并且在最末提及用途时都称“飨玉清昭应宫、景灵宫”，此二宫为宋真宗时才兴建的建筑，《国朝会要》为仁宗庆历年间完成修撰。所以本制的时间不一定是严格意义的北宋初年，更可能是真宗、仁宗期间的某版记录（有学者如倪晨辉老师便认为当是仁宗初期《天圣令》中的条文，但唯有章纹数目上七、下五和仁宗期间其他制度上八、下四不符，认为当是误植）。具体情况如何需再斟酌研究，但这段描述至少一定程度反映了北宋前中期，特别是真宗、仁宗时衮冕的华丽情况，可以作为讨论仁宗朝衮冕制度的重要参照。）
宋仁宗赵祯即位之初（1023年），实际的执政者为章献明肃太后刘娥，所以第一个年号“天圣”也正有“二人为圣”之意。刘娥喜着帝王服饰，并多次就礼服细节大做文章。当时衮冕制度的进一步华丽化，除了延续晚唐五代风气外，或许也与当时女性当政有一定关系。
但仁宗本是一位性情宽厚，不事奢华的帝王，所以明道二年（1033年）章献太后崩逝，仁宗亲政之后，开始了多次关于衮冕简化的讨论与改制令，但在执行中屡屡失败。
（二）首次改制：稍减珍华（景祐二年1035）
首先以礼服“多沿唐旧而循用之，久则有司浸为繁文，以失法度”为由，在景祐二年（1035年）开始对华丽的衮冕进行第一次仔细的简省改造。《太常因革礼·卷二十四·舆服》中引录《礼院例册》中仁宗景祐二年的一次关于衮冕的敕令，主要目的就是“稍减珍华，务从简约”：
景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敕令入内，内侍省、御药院与礼院同，其衣详典故制造。冠冕，令稍减珍华，务从简约。仍先具图进呈续奉敕。通天冠绛纱袍更不修制外。平天冠，天版元阔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今制造广八寸，长一尺六寸。减翠旒并凤子，前后使二十四旒，并合典制。天版顶上元是织成龙鳞锦为表，紫云白鹤锦为里，今制进使青罗为表，彩画为龙鳞红罗为里，彩画出紫云白鹤。所有上面犀瓶子、琥珀瓶子各二十四箇，今减不用……（详略）……六采绶依旧，减丝织造，所有玉环亦减轻造。带头金叶减去，却用销金制造。四神带更不用。剑、佩、梁带、袜、舄并依旧。
原文为一段极繁琐冗长的记录，是文献中第一次正式明确描述仁宗时的衮冕细节。若仔细阅读可发现，这次对衮冕的改制，对过于华丽的装饰都进行了减定，并一条一条详细描述了此前的形制细节，以及需要作何改动。从中我们可以补充得知“景祐二年”以前，仁宗天圣、明道年间（即章献太后在位时）衮冕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除了章纹有出入，其余装饰基本和前文《国朝会要》中描述一致。
此次改制中主要减去了其中特别离谱，并且于礼无据的翠旒、碧凤、龙鳞锦、紫云白鹤锦、犀瓶、琥珀瓶、七宝、分旒玉钩、四神带等装饰，以及减少各种过多的金丝结龙、钿窠云子、珍珠装缀花样，对金丝、绶带也进行减细、减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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