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名人中选一人做朋友，我只选择苏轼。

作者/李舫

2000年千禧年伊始，法国巴黎，有一家报纸——《世界报》，它的主编叫作“让-皮埃尔·朗日里耶”。他和他的同事们决定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怎么庆祝呢？他们决定用专栏的形式，写一批专栏文章，讲述在公元1000年-2000年这一千年中生活的世界知名的重要人物的生活故事，覆盖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

这家报纸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整理自公元1000年一直影响到公元2000年的重要人物的备选名单，这真是一份浩如烟海的名单，他们在这份名单里，整理出12位重要人物，并编辑成册，名为“千年英雄”。这些文章于2000年7月份发表。

2000年法国《世界报》报道苏东坡图片来源：香港文汇网

中国的苏轼（1037-1101）就是这些“千年英雄”中的一位，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人。

苏轼有一百余万字的诗词、杂记、随笔、亲笔题书和私人信函，以及大量的他同时代的朋友和学者评论他的随笔、传略。当然，苏轼本人不写日记，这不符合他的性格，苏轼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等等，写日记这事对他来说太有条理、太扭扭捏捏了。苏东坡一生写过数千首诗词、八百余封私人信件。他写过一本杂记，是他对各种思想、旅行、人物、事件的记载——没有时间，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逻辑。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写给他的弟弟子由的，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也就是华北被金人攻占，北宋灭亡前二十五年。

在他短短64岁的生命里，苏轼由于其坦率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权力阴影下，他的政敌非常多。他既是各个阵营对抗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大起大落”，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他职业生涯中，他一共有30次委任，17次失宠或者被流放。今天他还是受人尊敬的高官，明天却什么也不是，被人蔑视，并受到责罚。

苏轼的命运在朝廷和皇帝的心情中摇摆不定。他行千里路，经历过荣耀与不幸，担任过太守，也曾经是阶下囚，从中国的最西北到中国的最南端，从寒冷气候带到海南岛的热带气候。

1079年，他甚至因为“欺君之罪”的罪名而坐牢130天。他走出御史台监狱的时候，已经43岁，这一年，他被流放到黄州，即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在那里他开始了新生活。

没有职务，也没有薪水，他成了农民，需要养家糊口。他找了一块坡地开垦，这块坡地被他称为“东坡”。这就是苏轼作为“苏东坡”的来历。在千年来的时光中，百姓更喜欢称呼他“东坡居士”。

一、豪放

中国文化史上，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只有苏东坡被称为文豪，他是古今第一文豪。

说到文豪，我们能想到谁呢？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博尔赫斯。在中国，我们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苏东坡。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唐凯琳说：“接触了苏东坡的文章之后，我被他的那种自由自在、想象丰富的思想所吸引。”唐凯琳认为，诞生于中国宋代的文学家苏轼，如今是西方汉学家们探讨最多的中国重要人物之一，他留下的文化遗产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文豪，首先在于苏东坡的广博。诗词文书画，苏东坡无所不能，以词论，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以文论，他与欧阳修并称“苏欧”，以书法而论，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东坡仁慈慷慨，光明磊落，浪漫开明，单纯真挚，快乐欢愉，无忧无惧。他去世后大约一百年间，无数的文人为他立传，只有自由驰骋、无拘无束的灵魂才能够享受到他那份纯真。

如果说有宋一朝是中国文明的一座高峰，那么毫无疑问，苏东坡是中国文明高峰中的高峰。

1061年，24岁的苏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他写出了《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文豪，其次在于苏东坡的文风。他具有非凡的天分，敢于破除一切语言和体制的障碍，这种勇往无前的精神，又体现为其诗词文的豪放。

关于苏词的总体风格，在苏轼生前，论说甚多，见仁见智，有“清丽舒徐”（张炎《词源·杂论》）、“韶秀”（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清雄”（王鹏运《半塘遗稿》）等多种说法。

绍兴辛未（1151），也就是苏轼辞世后的半个世纪左右，“豪放”一词始流行。最有影响的当属豪放说，始见于曾慥跋《东坡词拾遗》：“豪放风流，不可及也。”

明代张綖在《诗余图谱》中坚定地论述：“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清代郭麐有言：“（词）至东坡，以横绝一世之才，凌厉一代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灵芬馆词话》卷一）蒋兆兰也说：“自东坡以浩瀚之气引之，遂开豪放一派。”（《词说》）

苏词之豪放精神首先体现在追求一种奔放不羁、纵情放笔、适性作词的创作境界，恰如他在《晁错论》所述：“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须有坚忍不拔之志。”

在词的创作中，苏轼一任性情，或者说“气”的抒发，因此其词体现出的风格形式难免与传统观念——诗庄词媚——相左。苏词的豪放并不在于其内容有多少豪壮的成分，而在于它能超越固有观念，从而直抒胸臆，自诉怀抱，能“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

苏词豪放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吐纳百川、冲决一切、淋漓直泻的气势。这一点，陆游在《御选历代诗余》的注解最为形象：“试取东坡诸乐府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苏词的豪放精神不同于后来的某些豪放派词人，像陈亮、刘过等人，他们作品中的豪放气息过于粗豪浅易，且缺乏内敛少余韵，而我们读苏词除感受到“天风海雨”般气势外，还能深刻地体会到苏轼至真至浓、至深至广的人情味道，或曰“情味”——苏词的豪放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情味，那其艺术感染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他写给妻子的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一片深情缱绻。

他写送别词《临江仙·送钱穆父》。这首词是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春，苏轼知杭州（今属浙江）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知瀛洲（治今河北河间）途经杭州的老友钱勰（钱穆父）而作。当时苏轼也将要离开杭州。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首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苏轼批评吴道子的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首道别词里，苏东坡宛如立在纸面之上，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这种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恰恰是苏东坡的豪放之处。

苏轼之情又是一种超越平常人的天才之情、旷达之情、豪放之情、因此在表达这种高情时，苏轼作词便如李白作诗，天才横放，纵笔挥洒，自然流露而又无具体规范可循。这样一来，东坡词就成为抒发其人生豪情的“陶写之具”，我自为之，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引晁补之语）。

苏词的豪放，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让创造力充分自由地活动，既如行云流水般自在活泼，同时又很严谨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钱锺书说，李白之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苏东坡曾经用四个字来概括自己，或者说要求自己：“生、死、穷、达，不易其操。”今天，我们敬慕他的豪放，首先要理解他的豪放。这种豪放，不是一种完全无底线的无拘无束，而是一种有操守、有坚持、有定力、能力、魄力的放达。

二、博喻

苏子诗词的一大特色，莫过于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用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用譬喻入文，是轼所长。”

《百步洪》就是公认的反映他这一特色的杰作：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险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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