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服是明代形成的一个新的服饰分类，由传统的“吉服”概念分化而来，指用于时令节日、婚礼、寿诞、筵宴等各种吉庆场合的服装。到清代正式成为冠服制度中的一个专门分类。

传统“吉服”指的是用于吉礼（重大祭祀等）的祭服，如冕服一类。随着时代发展、节日与庆祝活动的增多，就需要一套专门的“吉庆之服”来应对各种喜庆的场合，因此明代就把用于嘉礼和各类吉庆场合的、比日常便服更为正式的服装统称为“吉服”。明代吉服尽管不见于制度，但在各类典章政书、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如《大明会典》记载：“圣节前三日、后三日，俱吉服。”《万历野获编》卷五：“锦衣官侍朝，俱乌帽、吉服。”《金瓶梅》第三十九回描写：“西门庆从新换了大红五彩狮补吉服，腰系蒙金犀角带。”《醒世姻缘传》第四十四回：“到了吉时，请素姐出去，穿着大红装花吉服、官绿装花绣裙、环佩七事，恍如仙女临凡。”

明代的吉服并非单一的标准款式，其式样与常服、便服相同，如圆领、直身、曳撒、贴里、道袍、袄裙等，颜色多用大红等喜庆色彩，如官员就是以大红圆领作为吉服。吉服的纹饰通常比常服、便服更为华丽精美，大多使用应景题材或带有吉祥寓意的图案、文字。

万历时期，南京御史孟一脉在给明神宗的上疏中说：“遇圣节则有寿服，元宵则有灯服，端阳则有五毒吉服，年例则有岁进龙服。”寿服为帝后寿诞日所穿，多饰有“万寿”等与祝寿有关的纹样；灯服为元宵节所穿，使用灯笼纹样；五毒吉服为端阳节所穿，饰有“五毒”纹样；龙服即饰有龙纹的各式龙袍。这里提到的服饰都是比较典型的节日吉服，使用的图案内容均与穿着的时间、场合相对应。

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详细记录了每个季节应更换的衣服材质以及不同月份的时令节日所使用的应节图案。如从年前腊月二十四祭灶之后，宫眷和内臣便穿葫芦景补子及蟒衣。三月初四日，宫眷和内臣换穿罗衣。四月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穿纱衣。五月，初一日起到十三日，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七月初七日，七夕节，宫眷穿鹊桥补子。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定陵出土有玉兔纹的补子，应该是用于中秋。九月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穿罗衣，用重阳景菊花补子、蟒衣，同时抖晒皮衣，制衣御寒。十月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穿纻丝。十一月，赐百官戴暖耳。冬至节，宫眷内臣皆穿阳生补子、蟒衣。补子是贵族、官员们在常服（常朝之服）的前胸、后背或两肩处装饰的圆形或方形的图案，原本用来区别各自的身份、等级，吉服的补子则可以使用应景题材，不一定体现等级高低。

将现存的明代服饰、织绣实物与《酌中志》的描述对照，能更直观地了解这些吉服纹样的特征：

葫芦景：从头一年腊月二十四祭灶以后到新年都使用葫芦景图案，又称大吉葫芦，宫中使用的葫芦景补子多和龙、蟒等装饰在一起。

灯景：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又叫灯节，这一天大家都要赏灯，因此衣服上也使用灯笼图案，衬托出节日的喜庆气氛。

五毒：五月初五是端阳节，使用五毒（蝎子、蛇、壁虎、蜈蚣以及蟾蜍）的图案，以提醒大家，进入五月后毒物滋生，要早做预防。同时在图案里加入了老虎、艾草的形象，象征“艾虎”，用来消灭五毒，因此带有驱邪避害的寓意。

牛郎织女：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传说在这一天牛郎、织女要在鹊桥相会。因为牛郎、织女都是天上的星宿，所以图案设计并没有太多“浪漫”的地方，而是突出了他们“神”性的一面，造型稳重而有气势，非常符合宫廷的环境。

玉兔：八月十五是中秋节，月圆之夜，图案中往往有玉兔、满月等。

菊花：九月初九为重阳节，这一天宫中要登高、饮菊花酒。此时正逢秋季菊花开放，所以用菊花纹样来体现节令特征。

阳生：冬至节是古代比较重要的节日，过了冬至，春天即将到来，阴气逐渐下降，阳气开始生发。在设计图案时用口中吐出上升瑞气的羊来表现“阳、生”的谐音。

冬季还使用绵羊太子图案。杂剧《闹钟馗》里描写：“三阳真君领三个绵羊太子。”《酌中志》也提到宫中在冬至节时“室中多画绵羊引子画贴”。三个绵羊太子谐音“三阳开泰”，也有一个绵羊太子引领一群小羊的，称为“绵羊引子”。如明代绘画中，绵羊太子头戴狐帽（鞑帽）、身穿有毛皮出锋的罩甲和织金通袖袍，是冬季戎装打扮，肩头扛着梅枝，上挂鸟笼，笼内为喜鹊，寓意“喜上眉梢”，身骑大羊，周围簇拥着一群小羊，象征子嗣繁盛，与“百子图”寓意相同（定陵出土有孝靖皇后的“百子衣”）。

自古人们便追求健康长寿，因此与祝寿有关的纹饰相当常见。帝后们的万寿节、千秋节较之常人更为隆重，留下了很多用于寿诞的吉服实物。庆寿题材一般使用灵芝、仙鹤、寿桃等，组成“灵仙祝寿”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图案。或者大量装饰“寿”、“万寿”等文字，将寿诞日的美好愿望更为直白的表达出来。

明代吉服纹样的设计巧妙之处还在于能够以组合的方式，将不同题材融合成一个更具“个性化”的喜庆图案。如选择与寿诞日期比较接近的时令节日，将应节图案与庆寿图案组合起来，给人以“喜上加喜”、“双喜临门”的感觉，让节日里的欢乐气氛更加浓厚。比较典型的是明神宗的生日纹样。神宗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公元1563年9月4日），恰好在中秋之后，于是宫中就将用于皇帝万寿圣节的“寿”纹和用于中秋节的“玉兔”放到了一起，定陵出土的明神宗帝后服饰中就有很多造型可爱的玉兔形象。

由于吉服以突出视觉效果为主，又符合大家崇尚喜庆、吉利的心理，所以在纹样使用时，允许一定程度上突破等级约束，朝廷并不作过多干预，所以明代出现的服饰僭越现象往往在吉服上最为突出，如士庶女子穿戴凤冠蟒袍、官员吉服出现五爪蟒龙等等。《旧京遗事》记载：

“或有吉庆之会，妇人乘坐大轿，穿服大红蟒衣，意气奢溢，但单身无婢从，卜其为市佣贱品。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富给不可得也。都中妇人尚袨服之饰，如元旦、端午，各有纱、纻新衣，以夸其令节。丽者如绣文然，不为经岁之计，罗裙绣带，任其碧草、朱藤，狼藉而已。每遇元夕之日、中秋之辰，男女各抱其绮衣，质之子钱之室，例岁满没其衣，则明年之元旦端午，又服新也。”

这里就说到这些僭越等级、极其奢华的衣服，大多用在吉庆之会和时令节日里，而且特别讲究是新衣，在节日穿过后，就拿到典衣铺当了，不去取赎，拿这些钱去置办下一年过节的新衣。尽管这里没有特别提到“吉服”一词，但从中可以看出具有专门功能的吉服，是基于生活的需要、人们的消费观念及当时的物质条件而产生的，与日常生活所穿便服有很大区别。

吉服的典型装饰有两种，一种是明代最常见的云肩、通袖襕、膝襕纹样。衣身在前胸、后背、两肩处装饰有柿蒂形的“云肩”，从左右肩部至袖端装饰有“通袖襕”，前后襟下摆装饰有“膝襕”，故也将这类吉服称为通袖袍或膝襕袍。其纹饰多较尊贵，如饰以蟒、斗牛、飞鱼、麒麟、凤、翟、仙鹤等祥禽瑞兽图案。

另一种装饰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八团纹样，即在前身与后身各装饰三个团纹，呈“品”字形分布，在两袖（上臂处）各装饰一个团纹。以八团纹样为基础，可以发展出十团、十二团等多团纹样。到清代，八团就成为吉服的基本纹样了，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此外，戏曲中的“蟒”仍保持这种纹饰特征。

吉服纹样到近代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根据各自审美与需要，纹饰可繁可简，但不论如何变化，吉服所具有的正式、喜庆等特征都十分明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也有应对各种社交场合或仪式的服装，像结婚时穿的西式婚纱、礼服，或传统式样的凤冠霞帔、长衫，以及前几年比较流行的、在春节等节日穿的改良“唐装”等等，都可算作“吉服”的概念，这也反映出今人仍有对吉服的实用需求。随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服饰不断受到国人的关注，传统服饰中的图案运用、着装理念也可以给今人的设计带来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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