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服饰体现等级，在古代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手段，用以区分社会阶层身份贵贱、官位高低。历代建国之后都持续不断地对其反复详加厘定，以“辨贵贱、明尊卑”，形成发达繁复的服制系统。服饰等级可通过样式、配件、纹样的不同加以区别，自北朝以后，服饰颜色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区分方法，形成了完备规范的“品色服”制度，其基本序列自上而下大体依次是紫、绯、绿、青、黄、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后世凌驾于一切颜色的帝王“黄”。

那么问题来了，皇帝为什么穿黄袍？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我们一直以来都听过很多说法，比如土德居中尚黄之类。但是要真正解答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得先从这种品服颜色次序的形成过程说起。

北朝之前的传统汉晋礼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服色”排列制度，更多地通过冠、印、绶、佩等部分的差异加以区分。北周首次在侍卫服饰中出现“品色衣”的提法，《周书·宣帝纪》： “大象二年诏天台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但制度未详， 数十年后的隋大业六年，第一次明确地制定了品官服色等级，《隋书·礼仪七》：“诏从驾步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上，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正式把紫袍确定为五品以上文武官的一等服色，以下绯绿青白依次排列。

初唐武德四年颁布衣服令，继承其制并逐渐调整完善，“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宜即颁下，咸使闻知，于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有唐一朝，经过六七次的微调，基本确定了紫、绯（朱）、绿、青（碧）、黄（白）的五级服色制度，并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在北朝末期至隋代出现这种颜色序列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深层原因，也许还和当时各种颜色染制的难易程度关系比较大。

首先是位居首位的紫色。紫是间色，在传统中国黑、白、赤、黄、青五正色之外，汉刘熙《释名》：“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早期在理论上并不是高贵的颜色，在魏晋之前也很少进入正统服制，除绶带外，基本多是非正式的普通使用。但其色彩颇招人喜欢，能“惑人”，是时尚的颜色，战国至两汉以来穿着越来越多。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记载一则“齐桓公好紫服”的故事，因为齐桓公喜好服紫衣，“一国尽服紫”，导致当时紫绢价格是素绢的数倍以上，后来又因齐桓公主动不服紫而流行消退。但这里说的仅是一时一地流行颜色的消长，并未改变紫色的色彩地位。《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虽然流行，却还是把紫看做不正统的颜色。我们在汉代壁画、陶俑中，也时常能见到浅紫色外衣的使用，但穿着者的身份和他人并无等级高下之分，奴仆、侍卫均有，只是杂色之一而已。

魏晋南北朝以来，紫色的地位迅速上升，在隋代正式超越朱色，跃升为百官常服的一等服色，常有说法认为与道教崇紫以及唐代推崇道教有关，但或许这也和当时紫色染料的难以获取有更大的关系。那么还可以提提西方以紫为贵的概念影响。

在古代西方，优质的紫色染料主要从一种产于地中海东岸的骨螺所分泌的液体中提炼而得，称为骨螺紫。腓尼基城邦推罗城所产的紫色染料最为有名，所以又称为“推罗紫”，“腓尼基”本身也源自希腊语“紫红”之意。骨螺本身产地有限，并且据说几千个海螺才能提炼出几克紫色染料，导致其价值极其高昂，有时甚至十克黄金仅能购买一克染料。古希腊、埃及、巴比伦、罗马都视紫色为尊贵的颜色，罗马普通市民穿着白色托加，而高级官员托加上则可有紫色镶边，罗马元老院规定只允许皇族穿用紫袍，4-6世纪的西奥多西娅法典和东罗马帝国帝王法典都详细记录了皇室对于骨螺紫丝绸的垄断，所以紫色又被称为“帝王紫”。

魏晋以后，西北各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西域粟特胡商也活动频繁，同时带来东西间的文化交流。自北齐鲜卑化的贵族重新反对汉化，崇尚西胡文化，西胡粟特定居或封王开府者数不胜数，胡人的镶边圆领袍衫逐渐在中原上下流行开，从北魏之后的中原墓葬陶俑与佛教供养人形象中也可以看出，西胡装束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后甚至超越了鲜卑服和汉服的比例，如沈括所言“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到了隋代，胡服已然完全融入中原，成为人们日常最常穿着的服饰。而同在此时，恰好形成了以圆领胡服为基础的官员常服制度，色彩等级的概念正是在其中得以体现，而没有触及同时存在的中原汉晋传统祭服、朝服颜色系统，与之并行。那么紫色在此时成为胡式常服的一等服色，似乎也不能排除会有受到传入西方观念影响的可能。

同时在中国，虽然紫色并不需要从昂贵的骨螺紫中获取，但染制也很不容易。中国传统紫色染料基本只有紫草的根，制取复杂，其色素紫草醌难溶于水，并且不甚稳定，一次只能吸附少量色素，需要十数次反复染着，仅在丝绸上着色相对较易，而在平民化的麻、葛上较难染色，在技术上也适合成为高级颜色。先秦紫草染色多集中在齐国东部，这也是前文提到“齐桓公好紫”得以出现的基础。《管子》中还有一篇“纂茈（紫）之谋”：“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山东的莱人所染的紫色丝绸一纯在周地可值十金，莱人便大量收购之贩至周地欲获取暴利。这也可见当时染紫并不是一件普及容易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晋绶带中，除了皇族、诸侯相国的各种赤黄（纁）绶和绿绶外，紫绶几乎是其余官员绶中最高者，也体现了紫色地位的不断上升。

自隋代定紫色为一等服色以来，在唐宋“紫”都是身份和尊贵的代名词，能够获取一身紫袍金带，是无数世人终生的追求，还形成了“借紫”、“赐紫”制度。有意思的是，到了明代，或许是因为“恶紫夺朱”与国姓“朱”冲突的关系，紫色的地位一落千丈，又被取消一等服色而代之以朱色。

宋以后紫色的染取技术逐渐提高和丰富化，宋初有“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的油紫色青紫套染法，到淳熙年间，又有一种“盖不先着青，而改绯为脚，用紫草少，诚可夺朱”的绯紫染法，才得以节省紫草的使用。又由于苏木从南海的大量输入，以苏木加青矾媒染，也成为紫色的新来源。

紫色之下的绯或朱、赤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正色、贵色、吉色，也是相对较难染制的颜色。早期染红多用茜草的根，加入明矾等媒染剂煮染后可得茜素染色。茜草适于丝绸染色，而在棉麻织物上效果不佳。而另一种传统颜料朱砂，也是较难着色的红色染料，难以推广。

汉代以来，多用红花的花瓣作为红色染料。红花，或称红蓝，一般认为其起源中心在近东和埃及北部，西汉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东汉中原逐渐开始出现种植。红花含有黄色和红色色素，因为黄色染料的其他来源已经足够丰富，所以其中的水溶性黄色素多舍弃不用。红花采摘后经过初淘分离黄色素、复淘固着红花素、发酵，再曝干制成干红花或阴干成红花饼，才可进一步染色，在南北朝时期尚不属于一种很容易获取的染料。红花染出的绯红色比茜草染出的红更鲜亮动人，若与相对沉着朴素的青绿相比，的确也更加耀眼夺目，在北齐北周是很受六镇鲜卑欢迎的胡服色彩，如《周书》即有北族豪贵着绯绫袍的记载，《旧唐书》也称北齐“高氏诸帝，常服绯袍”。于是绯色和紫色，这两种当时染制成本最高的颜色，也就成为最高级的两种服色。

不过，成为高级颜色的同时也刺激了更强烈的追求，早期尚有技术之局限，到了唐代，因为紫、朱色织物需求的扩大，紫草和红花的种植得到广泛普及，贞观十道中九道均有种植。加上苏方等新染材的引进，在技术上也为后世各种僭越提供了可能，使红色成为一种屡禁不止的颜色，如《册府元龟》所提“紫服赤衣以辨贵贱,遂有闾阎僮仆公然服用”。到了明代，因为紫色在服制中被废止，朱红色跃升为一等公服色，同时更成为国人最热衷的吉服色彩。

相比于高贵的暖色调紫、朱色，冷色调的青、绿色则属于相对低贱平常的三、四等服色。青蓝色的主要来源是蓝靛，蓝靛的原料蓝草品种来源丰富，有蓼蓝、菘蓝、木蓝、山蓝等等，种植较容易、分布极广。中国人种植利用蓝草的历史非常悠久，是很早发现并迅速进入常民使用的植物染料，《夏小正》中有“五月启灌蓝蓼”，《礼记·月令》“仲夏之日,令民毋艾蓝以染”，《诗经》有“终朝采蓝”，北魏《齐民要术》也记载了比较详尽的制靛法。可见至少在秦汉之前，蓝草种植已经相对普遍。

于是从先秦一直到近代，青色在中国一直都属于极其日常的服饰色彩，《汉书·成帝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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