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露囊”一词，我们所能了解的或许只有古人诗词歌赋中文字性的记载，但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陵园陪葬墓中，目前为止出土了六幅绘有男子或女子着男装并佩戴“承露囊”画面的壁画。

自古以来，“露”被认为是祥瑞之物，《初学记》引《瑞应图》说：“露色浓为甘露，王者施德惠，则甘露降其草木。”可见“甘露降”是皇帝施仁政、德泽万民的征兆。又据汉朝郭宪《洞冥记》载：“东方朔游吉云之地……得玄黄青露盛之璃器以授帝（指汉武帝）。帝遍赐群臣，得露尝者，老者皆少，疾病皆愈。”这则传说反映了汉人的普遍心理作用，认为服用甘露可以祛病延寿。

唐墓壁画中的“承露囊”，也有学者通称之为“荷包”，这样承露囊和荷包便有了直接的联系。荷包是古人用来盛放零星细物的小袋，最早的荷包，既可手提，又可肩背，后来发展为挂在腰间。制作荷包的材料，最早有用皮革，称囊；后来也用布帛，所以又称包。荷包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历经各个朝代，其用途除随身携带收纳小物件外，还曾被广大青年男女视为定情信物。

直接上图吧，众位可以直观领略一下昭陵唐墓壁画中“承露囊”的庐山真面目。

其一为新城公主墓壁画《秉烛与黑帔帛二女侍图》，图中绘两女侍，一人头梳高髻，上着白色圆领窄袖衫，外穿鹅黄色对衽半臂，下系白色长裙，肩上披黑色帔帛；另一女侍女着男装，头发中分，于脑后成发辫，发辫反向束于头顶，额前佩戴红色刺绣抹额，抹额以丝带系于脑后，身穿鹅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黑色革带，下穿黑、白相间条纹波斯裤，双手秉一红色烛台，烛台上红色蜡烛正熊熊燃烧。

该女侍腰间革带上便佩戴有半圆形承露囊，囊形制简单，表面未见刺绣图案，但在承露囊下部边沿装饰有波浪形花边，囊口以丝带系于革带之上。

其二是新城公主墓壁画《抬轿图》，由于画面颜色风化严重，我们只能模糊辨别画面内容：轿子为仿建筑形制，浅蓝色庑殿式轿顶，红色方形椽头，双层阑额，五组斗拱，面宽四间，窗占两间，窗上沿有卷帘，下沿有红、绿、蓝三色绘成三个团花图案。前后各有轿夫二人，其左前一人头戴浑脱帽，着浅蓝色长袍，足蹬长筒黑靴，腰间佩挂承露囊。承露囊形制为半圆形，无饰花，下沿圆弧形周边饰波浪形花边，以丝带系于腰间。

另外，新城公主墓壁画中出现承露囊现象，是昭陵唐墓壁画中出现承露囊形象最多的墓葬，其墓壁画中共有四幅《女侍图》中男装女侍佩承露囊，一幅《抬轿图》中戴浑脱帽男子佩挂承露囊，由于壁画色泽风化严重，这里就介绍这两幅。

其三是阿史那忠墓壁画《捧果盘男装女侍图》，图中女侍着男装，头戴黑色幞头帽，身穿白色圆领窄袖长袍，下穿红白相间条纹波斯裤，足穿软底鞋，双手捧盘，盘中盛有莲花装物。腰间束黑色革带，革带上佩挂“承露囊”。该承露囊亦为白色色调，圆形，并以丝带自上而下饰于囊表面，丝带上端系于革带之上，下端下垂形成流苏，以丝带为对称轴，两侧绣有简单图案花饰，囊口以下部分饰波浪形花边。

新城公主：（634–663年）唐太宗第二十一女，长孙皇后所生。初嫁长孙诠，更嫁韦正矩，龙朔三年（663年）二月病亡，高宗诏以皇后礼陪葬昭陵。

阿史那忠：（611–675年）突厥族，姓阿史那，原名泥孰，赐名忠，字义节。官至右骁卫大将军，袭爵薛国公，宿卫宫廷四十多年，无纤隙，当时人称为唐代的“金日磾”。

从两幅壁画墓主人的生卒年代看，新城公主墓与阿史那忠墓的壁画基本绘于初唐时期，我们从几幅壁画中可以看到，初唐时的“承露囊”多用锦帛缝制而成，基本形制大致都是圆形或半圆形，囊表面花饰简单，边沿习惯上以简单的花边作装饰。

承露囊在唐代发展较为繁盛，唐人根据荷包用途，结合一些外来因素以及历史渊源，于是便出现了唐人思想意识中的“承露囊”。承露囊形象除在唐代壁画中出现频繁，唐代画家阎立本《步辇图》中的吐蕃使者身上所佩戴的承露囊，也反映了当时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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